盼儿的赵氏茶铺采茶扑蝶轻音乐04:16来自Na都有你文化传媒
赵盼儿从乐籍脱籍归良后，在钱塘经营了一家茶铺，名为“赵氏茶铺”。后来，盼儿、三娘、引章三姐妹为了在东京汴梁城立足，又重新开了名为“赵氏茶坊”的茶坊。这种小茶铺、茶坊也可以称为茶楼、茶肆、茶舍、茶社、茶室。它的形式就如现今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经营，是以营业为目的，供客人饮茶休憩的场所。
赵氏茶铺
茶馆与没有固定场所、挑着茶担或小车卖茶的茶摊有着本质区别。茶摊具有季节性和流动性，茶馆则提供固定场所给人们品茗、休闲、交谈。得益于其固定性，人们就可以在此休息，议事、叙谊，甚至做生意。而在特殊时期，还可以在此处刺探军情、交换情报。可以说，一个小茶馆是一个小社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在中国古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层次结构中，茶馆充当着一个搅拌机，可以在其中发现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如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
茶馆
那么茶馆是如何出现的，茶又是如何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的呢？
茶馆的核心要素，是茶或者说茶叶。起初在远古时代，人们是把茶叶当成药物使用的。他们从野生茶树上采取嫩梢嫩叶，刚开始是生嚼，后来加水煮成羹汤饮用（浓稠程度类似于点茶后的茶汤），但这种茶粥，苦涩如药汁，所以早先也称茶为“苦茶”。古有“神农尝百草，毒之，不得解，遇荼而解之”，此“荼”即为茶，《诗经》《邶风·谷风》中有此一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茶，初饮时味苦，久品而甘香。就如同人生一样，第一道，承受生命之苦痛艰辛；第二道，享受情感之香甜浓蜜；第三道，体悟人生之清淡如风。
银龙入海
曾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号的顾炎武先生曾在《日知录》卷七“茶”中，提到过“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记载涪陵郡出茶、丹漆、蜜蜡；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县，山出茶蜜。在西汉汉成帝时期，王褒在《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杨氏担荷”。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同时也说明把茶叶生产作为事业发展，是从四川巴蜀之地开始的。
巴蜀之地
秦汉的大一统以及结束纷乱三国时代的西晋，让茶的饮用和生产，得以由巴蜀转向湘、赣、粤等毗邻地区，让茶产业由巴蜀走向全国，同时这一时期也使茶产业重心开始东移。秦汉之后，人们也从实践中摸索出一种半制半饮的制茶煮茶方法。三国时期，魏明帝曹叡时期，张揖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广雅》中，介绍了荆楚巴蜀之地创制的饮茶方法：采集菜叶制成米膏样式的茶饼，经过火上灼烧成赤红色后，在饮用时打碎，研磨成细末，倒入茶壶中煎煮，再加入葱姜、桔皮等调料，就可以饮用了。
烹茶
但茶很珍贵，起初的饮用方式也多为独烹、独饮，或是家人好友一起共饮，而且流通范围更多是在贵族、富户之间。西晋太康诗人张载在《登成都楼》中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便是描绘衣食无忧士大夫的闲情雅致饮茶生活。
成都楼宇
公元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让经济重心开始第一次南移。茶产业也随着社会的需要，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起来。饮茶习俗的形成，还离不开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的推广。“南人好饮之（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学禅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僧众戒律不可饮酒，每日坐禅功课时间又长，为防止打瞌睡，便热衷于饮茶；加上山中僧人的寺庙田产相对普通百姓更多，便可在山林中发展茶叶产业，以有足够的茶叶饮用。而真正让饮茶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是茶摊这种营生和服务的手段。
茶摊
已经失传的南北朝时期神话小说《广陵耆老传》，曾记载了一个故事：东晋晋元帝司马睿时期，“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这种茶摊，是饮茶商业化的雏形。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提供喝茶住宿的“茶寮”，这是茶馆与旅馆的初级结合体形式。
战火纷飞的南北朝结束后，隋朝短暂的统一和强盛的唐王朝，不仅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茶产业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研究唐代文化时必不可少的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当时社会饮茶之风盛行：“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公元年，也就是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不仅带去了丰富多彩的汉唐文化，还将茶叶、茶籽和饮茶之风一并带入那令人神往的青藏高原。
布达拉宫
《封氏闻见记》也记载了茶馆的商业模式，“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舖，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代商业交往十分发达，商人在外经商，一是要住宿，二是要谈生意，三是有解渴消乏的需要。商人在外不方便烹茶，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开店设铺自然就是情理之中了。
此外，唐人出游，必带茶叶，可以从杜工部的《进艇》一诗中得到佐证，“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谢为”。晚唐小李杜，杜牧的《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中“携茶腊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亦可看出诗人携茶游玩的场景。
杜甫《进艇》
盼儿的“赵氏茶坊”第一次改名后叫作“半遮面”，出自于我们所熟悉的白乐天那首长篇叙事诗《琵琶行》。而在《琵琶行》中描述的那位哀怨凄凉，独守空船的从良歌伎，其丈夫便是一位买卖茶叶的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琵琶行
正是唐代饮茶习惯的普及和茶产业的发展，才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乃至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茶学经典——《茶经》，并成就了陆羽“茶圣”之地位。《新唐书·陆羽传》中评“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文化的推广和更为普及也离不开陆羽的倡导。
茶圣陆羽《茶经》
经过“茶圣”陆羽和“茶仙”卢仝提倡，饮茶之风日趋讲究，制茶之法也愈加精妙。陆羽所著的《茶经》中记载，此时的制茶步骤，分为蒸、捣、拍、焙、穿、封等工序。即将采好的茶先放到釜甑中蒸一下，然后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茶末装在铁范里压成茶饼，最后将茶饼穿起来烘焙干，封存。待到需要饮用时，将茶饼捣碎，用风炉和釜进行煮茶。
烹茶法
除了这种比较大众的团茶饮用方法，白居易的好朋友刘禹锡还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提到过当时还不太普及的炒青茶，“宛然为客振起，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便酌沏下沙。”
晚唐时期的文学家皮日休，也曾在《茶中杂咏》表达过他对茶的独到审美与茶艺境界的追求。“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此时勺复茗，野语知逾清。”
茶山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曾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写道“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梦华录》中保剑锋所饰演的就是宋真宗赵恒，也是澶渊之盟时的宋朝皇帝。宋辽对峙时期，既有战争冲突，也有和平贸易。在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持续了百年和平，而宋辽互市中，茶是宋出口贸易的大宗货物。既有官方的大量需求，也有民间的饮茶习惯，自然也会促使宋代茶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茶为业的农民和大规模的官营茶园。
宋真宗赵恒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在《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中，写道“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可以看出，饮茶也已成为全国上下、老少咸宜、贫贱共赏的日常饮品，不再是官家贵胄的高级消费，而是和柴米油盐酱醋一样，成为开门七件事不可或缺的一种必需品。
柴米油盐酱醋茶
宋代承继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虽有长时期的民族矛盾、斗争和融合，但并没有影响城市经济生活的发展和繁荣。盛唐时期，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人的城市已有52座。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人口不低于万人,远超唐朝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两大城市。而宋代茶馆的兴盛，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城市经济生活繁荣基础上的。
《清明上河图》
东京汴梁城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择端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临近京都汴梁有一座大桥横跨两岸，南端有临河的茶馆，赶集之人或饮茶歇息，或卧席闲谈，好不闲逸。《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中也有记载，在皇宫附近的朱雀门外街巷南面的道路，“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则提到“茶坊毎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早市、晚市均可谓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可见宋代茶馆的兴盛与商业活动的繁荣息息相关。
茶
茶起于巴蜀一隅，散播九州之地；兴于大唐王朝而盛于两宋。
如果说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让人们有了对茶的认知与生活乐趣；秦汉的统一使产茶、制茶、饮茶得以推广；晋朝出现了让茶贴近百姓生活的原始型茶馆茶摊；南北朝时期形成为扎根城市、乡镇土壤的初级茶寮，使饮茶逐渐普及；唐代繁荣的经济与文化让正式的茶馆模式得以成型，百姓生活也有了饮茶需要。那么宋朝形成贩夫走卒、贵族富户皆可自由出入的“茶汤巷”，这种产业集聚发展的成熟性茶馆，就是茶馆与茶文化的巅峰状态了。
文案：松晔书苑
配乐：静汐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