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就近七百年間上千種“燕行録”的創作與編纂過程中，主要參考範本與史料來源，後期修訂、增潤、抄録與流布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縱向梳理；對“燕行録”各類體裁如表箋、咨文、狀啓、别單、聞見事件、手本、日記、遊記、札記、筆談、詩歌等，就其編撰方式、創作目的與史實真僞等，進行了具體的横向考辨。認爲“燕行録”編撰存在大量史料採擇中的客觀訛錯與缺漏，更有著嚴重的主觀造假、抄襲與改篡，前後相襲而鈔撮成書的現象非常普遍。在研究與利用“燕行録”材料時，必須先進行充分的史料鑒别與辨析，否則這些近年來被高度重視的“他山之石”，不僅起不到“攻玉”的效果，而且很可能會落入陷阱，變成“他山之坑”。
作者簡介
漆永祥，文學博士，現爲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爲中國古文獻學史、清代考據學、東亞漢籍整理與《燕行錄》研究、宋詩整理與研究等。
在中國與朝鮮半島悠久的交往史上，據筆者統計截止目前共有約名作者所撰種“燕行録”流傳於世，其中存世最早的是高麗高宗二年（金宣宗宗貞祐三年宋寜宗嘉定八年）夏秋間，出使金朝的書狀官陳澕所創作的詩歌（筆者輯爲《使金録》）；最晚的是高宗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年 ），隨進賀兼謝恩行出使的金東浩所撰《甲午燕行録》。這千餘種“燕行録”的創作、編纂與成書過程，以及其史料真僞與價值，却是千差萬别，情况複雜。本文試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並對目前“燕行録”整理與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應有的態度與方法，做一些的反思與建議，希望能起到一點小小的作用。
一、燕行使出使過程中的“燕行録”創作與編纂
“燕行録”的創作與編纂過程，因功用與目的不同，導致編寫時間與成書情况，皆各各不同。如有的使臣出使途中與在館期間所撰《狀啓》與《聞見事件》等，返國後交承文院存檔即告完成，我們可以稱爲是已被動成爲定本的“燕行録”；有的却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修改與增潤，方始成稿，並以抄本的形式流布；而再次的整理與刻板印刷，則是更久以後的事了。
燕行使對自己出使期間的紀行録，有的始於朝廷確定人選之日，有的始於拜表離發之時，有的始於渡江出境之後，有的則無日期次序，只有札記若干條；但大多數都是從謁闕出城之日起，再記録到返京述職而止，日記類尤其如此。如肅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 ），告訃兼奏請行正使判中樞府事李頤命出使期間，带率其子器之同往觀光，頤命歸國後著有《燕行雜識》，其首條稱：
《甲申燕行録》太草草，可恨。今行欲詳録，道中見器也記行甚悉，故録數日而止，以省一勞。[1]
又曰：
器托以汲水，數出遊覽，每歸輒言城闕市朝位置之好，街衢物貨繁盛之觀，讚歎成祖創業之壯。[2]
李器之在道途與北京期間，訪談遊覽，悉心記録，最後纂成《一庵燕記》。又如景宗元年（康熙六十年），陳奏奏請兼三節年貢行書狀官俞拓基，記其在館時的活動曰：
羈執孤館已六十日矣，鄉思日催，歸期未卜，對卷輒睡，掩卷又悶悶無以消遣，乃取日録餘紙爲一卷，記所聞見，聊以破閑，間亦有可以寓鑒戒者，歸當藏之巾衍，勿複示人，略識源委於卷首。壬寅二月二十九日。
……留燕時記此數語，因值歸日，遂置之不省，及至蓬山，或與土人與過客語，有可記者，踵書之。[3]
俞拓基不僅在途在館修整日記，而且返國後仍在不斷增補。又正祖十四年（乾隆五十五年），冬至兼謝恩使金箕性在館期間，記録燕京形勢與城闕制置、習俗法制、道里山川等各數十條。其曰：
來此留止凡四十四日，明當回還起程，而略有所見聞，恐或日久而忘失，兹録之下方。[4]
這些都是使臣在途或在館時，就當時所聞所見的即時紀録。如果遇到怪異奇談，他們更是視爲秘聞，記録在案。如正祖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以冬至等三節年貢兼謝恩使判中樞府事金履素的軍官身份入燕的金正中，記術士相骨之法曰：
有善相者與松園對坐，論使家骨法。余坐松園之傍，其人指余而語：“彼大人面局上不如下，自五十後當有子有官。”俄而近前執余左手，反伏視之曰：“又有財貴”。凡舍弟之厄，再娶之事，無不中，座皆稱善。余平生不信述士之言，而録入於日記者，隨其聞見而書也，非崇信其説也。[5]
金氏雖然不相信術士之言，但因爲對方算的非常凖確，故“隨其聞見而書”。儘管留館期間往往要淹留月餘甚至更長的時間，但要真正瞭解與遍歷北京，交往名士，訪談紀録，却仍然是遠遠不夠的。哲宗元年（道光三十年），以進賀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副使軍官身份入燕的權時亨，曾不無遺憾地説道：
余初不知觀光法，入城後虚費車貰，空然隨後於使行，虚度四十日强羊。可恨可恨！若於入燕館之日，以交友求知爲心，則西蜀江南氣節文章之士，奚翅若而人而已乎？若再圖此行，决不如是浪過也。[6]
不得觀光之法，限以時日，所記總是不能讓自己满意。又如哲宗十三年（同治元年），隨進賀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使團入燕的正使隨從李恒億，曾登上北京城牆觀覽，回館後“卧炕中細想，周覽之處，有非智慮所可測度，亦非言語文字所可形容也”。[7]又顯宗十一年（康熙九年），進賀兼謝恩行書狀官李海澈也認爲，“於行役之假，略記聞見，以爲不忘之資。文辭荒拙，不能畫出大國物像，可合覆瓿，此爲恨耳”。[8]又哲宗十一年（咸豐十年），聖節進賀兼謝恩行副使朴齊寅在返國後，感歎曰：
日午抵畿營賓館，與上使、書狀具官服詣闕覆命，入侍後還家。始於發行之日，遥想周道原隰，不覺其逶遲，而今焉旋複萬里返命抵家，乃知雨雪楊柳，即是俄頃間事。但遼薊風物，惱於行役；燕市繁華，拘於見聞。俱未能盡領而盡記，是可歎也。[9]
又肅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以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副使軍官身份入北京的崔德中曰：
余之入燕，專爲翫物，不幸一僚病卧，一僚先來，獨余一身，專當行中凡事，故不得任意出入，且知見孤陋，未得如初心，只以目見耳聞，隨處記録，而文辭且拙，俱不隨意記草，尤可惜哉。[10]
有時因爲氣候等條件所限，也不能從容觀光。如英祖十一年（雍正十三年），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副使李德壽所撰《燕行録》，即極其簡略。德壽此行在發往北京途中，在狼子山，自謂“風寒閉轎窗，所歷山川不能窺一二，庶有待於回程”[11]。然其回程所記，亦僅記日期、陰晴、宿所，偶有寥寥數筆，記山川景致等。
燕行使在所上《狀啓》與《聞見事件》中，往往挑選自己認爲與此趟使行相關的事件進呈，而從前使臣所言者，則在所忽略。如英祖十年（雍正十二年 ）七月，以陳奏行書狀官出使的黄梓，於十二月十七日返渡江抵義州後啓曰：
臣竊念國有侮辱，使名陳奏，在道惟思趲程，到館只欲竣事。區區一念，未嘗暇及於歷覽採訪，而至於山川道里，風氣習俗，前後奉使之臣，亦已備陳矣。今敢以使事所關，睹聞所及者，略爲條列如右。[12]
如上所述，出使成員或在途中，或在宿館，眼觀手記，隨處皆物，所在即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取有舍，有詳有略，衆多“燕行録”的最初草本，就這樣形成的。
二、“燕行録”編纂中的主要參考範本與史料來源
燕行使在創作詩歌、編纂日記與撰寫遊記等文字時，無論從知識儲備還是參考史料的角度，都大量參考了前人著作。這其中又可分爲三類：
其一，詩歌創作中的主要參考文獻
燕行使詩歌創作的參考文獻或者説範本，又分两種：一是中國歷代詩人别集，尤其是杜甫、蘇軾、陸遊爲最；一是朝鮮歷代詩人詩作。朝鮮詩家又分两類：一類是歷朝著名詩人，一類是使臣的先祖或私淑者之作品。
朝鮮半島詩家，金宗直謂“麗季及麗初，專習晚唐，麗之中葉，專學東坡”。至李荇、朴訚等，轉學黄庭堅、陳師道，有“海東江西詩派”之稱。迨朝鮮朝，鄭士龍、盧守慎、黄廷彧時稱“湖蘇芝”，詩學蘇黄，盧又頗得杜法。至李安訥，學杜甫、韓愈。朴趾源、李德懋、二柳（得恭、柳琴）、朴齊家、李書九輩，創爲“白塔詩派”，又主王世禎神韻説，主張妙、清、古淡，善竹枝詞，擬世故人情，號“檢書體”。李書九（薑山）喜王漁洋詩，號稱“東國漁洋”。綜而論之，或宗唐宗宋，或學杜學蘇，是朝鮮詩界輪轉的風水。無論官員士大夫還出使臣子，家藏手持，多爲杜、蘇二家詩本。
如蘇巡謂其“到貯福院。牧使先至，設酌以竢。張公年近八十，手把唐刊杜詩，沉吟不轍”。[13]鄭士信出使途中至定州，“幸得《杜詩排律》及《楚辭》册”。[14]因此，使臣在離京出發前所準備沿路參稽的必備書籍中，杜、蘇二家之詩集，是必備之册，朝鮮本就有《杜律分韻》、《陸律分韻》、《杜陸千選》等杜甫、陸遊詩歌的選本。我們在諸家燕行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和杜、和蘇、和陸之作，朝鮮詩人多喜創作七律，而杜甫七律是他們唱和最多的，即緣於此。
在燕行使所備書囊中，朝鮮詩家的詩册，或者是著名詩人，或者是其先祖或私淑者。如李基敬《飲冰行程曆》二卷，後録金錫胄《息庵遺稿》中詩數十首，即爲做詩料用。李時恒《燕行詩》，共收詩六十餘首，《燕行録全集》、《續集》皆失收。李氏自謂：
槖有我約齋先生壬戌歲《燕行吟詠録》，擬以所經，輒和所題，蓋欲續貂踵武，豈但開卷指點，記其道路山川而已。[15]
李時恒幼從約齋柳尚運學，故其行囊中带柳氏肅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 ）以謝恩兼三節年貢行副使出使期間所作《燕行吟詠録》，一路和其詩韻，間有和正使、書狀詩韻者。再如李始源《赴燕詩》中，以次金錫胄詩爲最多，次爲和其先祖李廷龜之韻，其道途中必攜带二氏之詩册。再如任珽《燕行録》共收詩百八十餘首，幾半爲步《恬軒集》中諸詩韻。考《恬軒集》爲任相元别集，相元於肅宗十三年（康熙二十六年），以謝恩兼三節年貢行副使入燕，其《恬軒集》卷十五有《燕行詩》二百餘首，即其沿路所制。故任珽出使期間，懷中持有其祖《恬軒集》並和其韻焉。
又如純祖二十二年（道光二年）秋，謝恩使南履翼出使清朝，他追溯本源，其祖考清獻公北行日録爲《椒蔗録》；其祖南泰齊英祖二十八年（乾隆十七年）冬，以冬至等三節年貢兼謝恩行副使出使時所纂爲《椒蔗續編》二卷；履翼亦踵爲之，成《椒蔗續編》二卷。其曰：
噫！士生槿域，足不躡中國疆土，目不睹中國風物者多矣；况名顯榮塗，建使節而膺專對之任者，無幾矣；又况百年之内，祖與孫聯翩使蓋，則此古人所謂胚胎前光者也。是可以榮耀一世，而吾子孫中或可繼此而往，作爲《續續編》否，一以爲紹先之謨，一以爲遺後之資焉。[16]
這種子孫相繼，聯翩使蓋的情形，歷朝多見，並非個例。隨身攜带先祖燕行詩文，步韻唱和，既是對先祖的尊禮與紀念，也是誇示行中與國人的家學與榮耀；而從實用的角度講，還減少了韻律韻字錯誤的概率，在創作中模仿襲用，可謂一舉而數得。
其二，日記、遊記與札記等撰寫過程中的主要參考資料
燕行使在進入中國後，在遼東半島往北京所經之地，綫路基本重複，很少更革；冬春四季，總有使臣奔波在路。因此，他們所見山水村落，古蹟名勝，完全重疊；而所交接的官員、士大夫與村閭學究，也在短時期内大致相同。而詩文創作，若無新意，則不必作；而作者又皆不甘示弱，强預此事，吟詠殆遍。而遇山水城廓，廟宇神殿，又免不了要寫遊記。
在這種情况下，出使者隨身攜带之書，除前述詩册外，還有三類書籍：一是《路程記》與地圖，幾乎人手一册，相當於今日之旅行指南；二是前代燕行者所纂“燕行録”；三是中國學者之輿地類專著、一統志與地方志。這些書籍在離發之前，就已經購置妥當，做足了充分的準備。如肅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以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正使打角身份入北京的金昌業云：
壬辰六月二十三日政，伯氏爲冬至兼謝恩使，時伯氏大病新瘳，子弟一人宜隨往，且吾兄弟皆欲一見中國，於是叔氏欲行，已而止，余乃代之，以打角啓下。一時譏謗譁然，新舊多勸止，余詼諧曰：“孔子微服過宋，爲今世通行之義，吾何獨不可乎？”聞者皆笑。及治行，圃陰以《沿路名山大川古跡録》一册，月沙《角山千山遊記録》一册，並《輿地圖》一張置槖中。[17]
又如李器之一行，到達醫無閭山後，李氏即拿出事先預備好的書籍核對。他説：
余在京時，以小册書月沙先生《閭山記》及稼齋金丈《燕行録》中《閭山記》，在掛鞍囊中，遂取出左手，到處披閲，參互考證，一一按核。大抵稼齋所録，鑿鑿相符，無一不合；月沙先生記多相左，亦有不可曉者。想年久而川谷逕路，有今古之異；寺觀位置，有興廢而然也。[18]
又如英祖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五年），隨冬至兼三節年貢行入燕的李商鳳，行前即“抄《日下舊聞》一册入行槖，將欲按此而遍覽燕都”[19]。此外東國書籍如《高麗史》、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國史籍如《清一統志》、《通州志》、《帝京景物略》諸書，亦在篋中。故其所纂《北轅録》五卷，每至一地，先列述其地古今沿革，歷久變遷，帝王詔書，大臣奏議等，並爲鈔録，其後方爲自家目見耳聞，凡其燕行所經之地，三里五里，樹木草蟲，屋舍人畜，飲食起居，商賈耕農，山川文物，店房筆談等，較燕行諸家所記，尤爲詳盡。
再如元在明《芝汀燕記》三卷，記一行於純祖四年（嘉慶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過大淩河，至四同碑，察看明清碑文之不同，元氏遂取李器之《一庵燕記》而考證之。[20]又在館期間，行中有買《都城全圖》簇子來者，元氏適讀洪大容《燕記》，與其京城制相合，遂據洪氏之記，而記其大略。[21]
使臣入北京在館期間，亟欲搜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而其所依賴的就是各衙門公佈的邸報。中國的邸報制度創始於西漢，歷代演變，到了明代由通政司管理刊行，邸報亦稱塘報、搪報、朝報，清季稱京報。朝鮮使臣到館後，中國方面會定期例送邸報。如任百淵記一行於臘月二十四日在館期間：
掌務譯持搪報來囗書狀，例也。皆薄紙印板，每五日頒示，句語艱澀，多不可曉，再三省閲，始得大概。蓋自是一般搪報文字體例也。[22]
又如洪大容曰：
塘報者，我國朝報也。皆印本，時得見之，多是四方獄案，若朝野政令，無所考也。[23]
又金景善曰：
塘報者，如我國朝報，逐日刊行，及至月終，合一朔爲一册也。就其中抄録可觀者若干條，以備《聞見事件》，而覆命時塘報亦並納云。[24]
又李恒億曰：
掌務官來納京報一卷，京報者如我東朝紙也。記當日朝廷之事，而各省所報亦記焉，留館四十日，每日來呈一卷矣。
掌務官來納爵秩金函一匣，而開匣視之，册名《縉紳全書》，合爲六卷，爵秩之大小尊卑，賦税之多少輕重，各省之疆界遠近，各員之姓名居住，禄俸之隨秩多少，一一詳記焉。[25]
又如高宗元年（同治三年 ），以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書狀官出使的張錫駿，記載同治四年正月初四日，有“京報一册來”[26]。接著初六日、初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有京報一册，按例送來。又英祖四十九年（乾隆三十八年），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副使嚴璹記曰：
三十日，首譯以新曆及《搢紳全書》四册來呈。[27]
又肅宗四十年（康熙五十三年），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使李澤稱，序班來獻《官階紀録册》，使行隨員即抄各省米銀等數。其曰：
合計天下一年税銀三千一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七十八两，米八百九十萬十石，錢一萬五千六百六十四两。天下之大，四海之富，亦壯哉壯哉！[28]
這些塘報與《搢紳全書》、《紀録册》等，會大量被抄録到諸家《聞見事件》與“燕行録”中。如趙憲《朝天日記》三卷，上、中两卷記沿途所見所聞，下卷則爲整理者揖出之《中朝通報》，始自萬曆二年六月初一日，止八月二十五日，鈔録明朝中央與地方詔告與奏報諸事，凡糾參、任免、賞賜及水旱災情等，無不備列。而俞彦述《燕京雜識》，凡記各色札記八十餘條，或有鈔自前人者，或有鈔自方志者，或有鈔自邸報者，或有鈔自公文者，或有得自耳聞目見者，皆記中國制度風俗，間及與朝鮮之異同優劣等。
最爲典型的就是佚名所輯《燕行日録》四卷，爲憲宗十五年（道光二十九年 ），冬至等三節年貢兼謝恩使判中樞府事李啓朝等入中國時所鈔，應爲隨行譯官及下吏等所收集的清廷邸報。共録清朝各式朝報共二百一十餘通，自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一日廣西學政周學浚三年任满返京期間奏請回籍省親折始，至翌年二月十一日上諭遣全慶、德興往朝鮮頒遺詔止。所録凡關涉上渝及皇親諸王、軍機大臣、六部、各省督撫、學政及地方官員疏奏，如治永定河、漕運、河汛、修城、通商籌費、關税、官職除授補缺與裁撤處分、老臣請辭、捐銀賑災、庫銀被竊、回疆軍需、正陽門箭樓火後新修、大臣到京請安請訓、遼陽回民聚衆械鬬事、祭先師孔子、知貢舉遣大臣、派會試搜檢大臣等，時又逢皇太后薨逝、道光帝崩、咸豐即位諸大事，故又鈔録皇太后遺誥、道光帝上諭及王大臣奏請喪儀事、立皇四子奕詝爲皇太子事、道光皇帝遺詔、建元咸豐年號詔、道光皇帝喪儀注、翰林院制大行皇帝殷奠祭文、咸豐皇帝即位諸儀、皇帝登極恩詔、大行皇帝謚號事、大行皇太后梓宫事宜等。而事涉朝鮮者，則有請謚請承襲、方物准移、遣使封王、封王返還奏報、遣使道光帝遺詔諸事。書末頁注“二月十二日回發”[29]，則爲使臣離北京而返程之期，故所録迄於二月十一日，基本上是一部中國公文抄録集了。
三、“燕行録”的後期修訂、增潤、抄録與流布
在筆者收集到的種“燕行録”中，大致按稿本、鈔本、刻本、活字本、其他版本的區别分類，可列表如下：
“燕行录”版本情况统计表
名称
稿本
钞本
刻本
活字本
其他
不定
总计
数量
64
41
10
活字本中包含“闻见事件”等余种，实为《同文汇考》1种。
其他包括铅印本、影印本与今人各种出版物。
上表所列，並不完全準確。因爲一方面筆者只是從《燕行録全集》、《續集》與網絡圖像來判斷版本，無法看到其最真實的原始面貌；另一方面韓國古籍的稿本與鈔本甚至刻本之間，對我這個外行來説的確很難判斷。因此，表中所列的64種稿本（包括地圖與宫殿城市圖等），也只是個約略概數。即便如此，通過稿本與鈔本、刻本之間的對照，還是可以看出諸家“燕行録”前後修改與增删的大致情形。
使臣出使期間，王事鞅掌，奔波於途，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紀行録的撰寫，其所纂日記、遊記與札記等，僅爲記録時日陰晴與所歷事件極其簡單的草稿與架子。返國以後，他們根據記憶與其他書籍，對原草進行大量的增補。如李恒億説：
余自中國還，每思過境，愔愔如朝露纈眼，窅窅如曉夢斂魂，朔南易方，名實爽真，更撮其遺漏者而紀之。[30]
上文提到的李器之，在館期間四出遊覽，收集資料，積累之富，不亞於金昌業，但仍未在使行期間寫成定稿。而歸未閲歲，不幸罹辛壬之禍。紀行之書，未及脱稿，缺漏甚多，與中州人士問答諸紙，並皆散佚，無以參互考正，故只依草稿，寫成四卷。[31]
目前發現較早的高麗時期李承休的《賓王録》一卷，由林基中教授緝自李氏《動安居士行録》卷四，收入《燕行録全集》第1册。高麗元宗王禃十四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 ），遣世子愖入元，偕承休爲書狀官，此卷即記其出使時事，乃承休晚歲於忠列王十六年（至元二十七年），因事見廢，偶搜書篋，得往時詩表遺草並途中日記，見“两代君臣際會之期，一身出處升沉之跡，宛然如昨”。[32]遂修改編爲《賓王録》，後爲其季子衍宗編入承休《動安居士行録》中，距其出使已經有近二十年之久了。
又如柳得恭《並世録》二卷，其編選之法，仿清初沈德潛《國朝詩别裁集》之例，所選詩人皆有小傳，記其字號、生平、交遊著述等，尤詳其與朝鮮使臣之交往；而略者僅言其字號籍貫而已。其所録之詩，則或一人多至二十餘首，或僅一首不等。諸人之下，首録其與朝鮮歷次入燕京者如洪大容、金在行、朴趾源、朴齊家及柳得恭等唱和贈别之詩，次録他詩，而入選之詩家，則或爲直接與柳得恭得見面手談而論韻者，或爲間接爲其詩書畫扇等題韻者，或爲諸人兄弟門生有連带關係者。諸人若紀昀、彭元瑞等爲公卿勳臣，陸飛、嚴誠、潘庭筠、羅聘等則爲書畫名家，而王鳴盛、錢大昕等爲漢學大家，袁枚、蔣士銓、翁方綱等爲文壇領袖，鐵保、博明、完顔魁倫等又爲满州與蒙古名臣，他若巧遇與路途，手談與夜店，幸會與宫庭，約見於書肆者，更不可勝數。如卷二録王鳴盛、錢大昕等“嘉定七子”之詩，而諸人並未與柳氏有一面之緣，所録之詩，皆爲其早期詩作，則柳氏必在京得見乾隆間所刻《嘉定七子詩選》之故。這些修訂與編纂活動，都是柳氏出使歸國後陸續完成的。
又如洪奭周《北行録》，其《北行録跋》稱：
歐陽子作《於役志》，堇數百言；陸務觀作《入蜀記》，數萬言。余作是録，則又倍於務觀，余之不及古人也决矣。余故藏之五年，以觀其文辭見識之少有進也，今知其終不進也，然後出而書其後，若余他日之學，猶有進於今也，則是録之存與不存，尚未可知也。[33]
洪氏欲仿歐陽修、陸游之體例成《北行録》，且字數倍於《入蜀記》。今洪氏集中，有《龍灣訪義記》、《渡鴨緑江記》、《過鳳凰山記》、《度石門嶺記》、《舟渡三河記》、《月峰望野記》、《渡大淩河記》、《謁清聖祠記》、《遊盤山少林寺記》、《登薊丘記》、《書燕京寺觀記後》諸文，見其《淵泉先生文集》卷十九至二十一。然其字數，尚不足敷。即其集中若前述《癸亥燕行詩》、《辛卯燕行詩》亦計爲《北遊録》，仍不足數萬字。洪氏精於經史，博學而雜，其學原本經術，故文章俱有根底，而自中法度，諸記較之朴趾源輩，華藻奇崛雖不及，而質朴規整則過之，則必是經過删汰修訂的結果。
又如前述金正中《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收有殘鈔本（筆者稱殘稿本）一種、鈔本两種。其中鈔本一種，遠較其稿本與另一鈔本内容豐富，文字有大量增潤；前後所附道里、書札、雜記等，亦與殘稿本多有異同；而且這些修改增潤之跡，非作者自訂，蓋其後裔所爲。諸家“燕行録”中，這種情形比比皆是，即原本日記僅僅爲日期、陰晴、道里與沿路所經之地等的簡單記録，而後來經不斷增潤，逐漸形成諸體齊備、内容豐富的紀行録。
英祖四十九年（乾隆三十八年 ）十二月，英祖命刊印麟坪大君李?的《燕行録》，爲朝鮮首次刊行使行録。由於“燕行録”多數兼有秘密情報的性質，不宜過早公開；同時朝廷對部分作者的著作，多有忌諱（如朴趾源《熱河日記》）；而藏書之家，又受經濟等條件限制，刻書成本過高，不能刷印流傳。因此，這些大量的燕行文字，實際是以鈔本轉録的形式在民間流布，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在《燕行録全集》《續集》與《韓國文集叢刊》《韓國文集叢書》等類書中看到的“燕行録”，刊本較少而鈔本較多的原因。
四、真僞參半、疑信難定的两國公文
前已論之，目前存世的千餘種“燕行録”，或書出衆手，或經過漫長的增潤過程，與當初原始的紀行録，已經大不相同。雖然看起來諸體皆備，内容繁富，但陳襲相因，真僞參半。因此，在使用這些材料時，必須前後對照，謹慎鑒别，才能保證材料的真實性與有效性。
如果按文章的體裁來劃分的話，諸家“燕行録”可以分爲如下數類：
1）两國往來公文：表箋、奏文、咨文、呈文、揭貼、上書、呈狀等；上諭、詔書、回咨、咨文、邸報等。
2）朝鮮使臣所上：疏奏、狀啓（包括各類啓詞）、别單、聞見事件、手本等。
3）日記（含部分奏咨、聞見事件、遊記、詩歌、雜記等）
4）詩詞（含詩賦、詩歌、詞曲等）
5）遊記（含山水、宫殿、城鎮、文物古蹟、人物傳記等）
6）札記（含論辨、記事、記聞、釋詞、雜録等）
7）書信與筆談（含來書、答書、手札原件、手談等）
8）序跋（包括詩序、文序、贈序、書後、跋文等）
9）别曲與歌辭（皆諺文所記）
10）路程記與圖録（含路程記、行政區劃圖、里程圖、山水城鎮宫殿圖等）
筆者在此依上述體裁的分類，對存世“燕行録”的史料真僞與抄襲問題等，進行全方位的考辨與論析。
朝鮮使臣在出使時，無論陳奏、謝恩還是冬至等三節年貢行，到了北京都會向禮部呈送表箋、奏文等，若軍情大事還會呈送兵部；遇到特殊事體，更要特遣賫咨官專呈咨文；當在館或在途遇到亟件需辦理時，他們還會向中國禮、兵等部或沿途軍政要員上呈文、書狀、揭貼等；有時還向相關官員上書求援，甚至冒犯“人臣無私交”的禁忌，到官員家中求見遞書。而當他們返國時，往往就捧回中國皇帝的上諭、詔書與禮、兵等部的咨文、回咨等；而他們四出搜集的情報，則有邸報、塘報與諸處聞見録。在往來途中如平壤、義州、渡江、入栅、瀋陽、山海關、抵館、在館期間、離發與返程沿綫以及返國後，還要向國王述職甚至上疏，並向邊備司、承文院等處呈送狀啓、别單、聞見事件與手本等。而這些公文，基本上都是全文抄録，原原本本地呈現在諸家“燕行録”中，有的排列在其書的開卷，有的插在日記中，有的則殿於書後，是“燕行録”内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1．表箋與諭旨----禮尚往來、虚與應對的公文形式
朝鮮使臣無論是節使、常使還是因突發事件出使，到北京後呈送表箋是每起都有的公文。以清朝爲例，清初各類表箋尚由朝鮮自己制進，隨事撰出。如順治元年（），清廷定鼎中原，朝鮮賀表有“王師有征，已乘建瓴之勢；天意順助，誕拓定鼎之基。捷音星馳，歡聲雷動”等稱頌語。[34]翌年，朝鮮所上由金壽翼撰制、進賀兼謝恩行正使麟坪大君李?擎往北京的賀清廷建國及尊謚表。其曰：
迅掃凶醜，正寶位於上京；昭闡洪休，薦微號於太廟。事光千古，歡洽萬方。欽惟以聖人資，得賢王輔。飭戎行而推轂，雷霆助威；按法駕而入關，雲霓屬望。由其肇基之宏遠，致此受命之溥將。宗德祖功，盡尊親之誠孝；宅中紹統，恢禦世之規模。修文武之憲章，丹青六合；沛仁義之膏澤，雨露群生。信順既葉於天人，謨烈益彰於遐邇。伏念幸際興運，偏荷殊恩。疏縶東藩，雖阻駿奔之列；誠懸北闕，徒切燕賀之忱。[35]
表文詞語，推戴頂禮，貌似歡忭欣悦，事大至誠。而實際上，朝鮮君臣在經歷“丙子胡亂”簽訂城下之盟後，就一直處於羞辱難當的激憤悲傷之中。李?等擎表賀進，跪拜如儀，更是憤惋不已，其真實心情，李氏詩以泄之曰：
獠舌紅頭彌宇宙，幾時天道更昭昭。黄昏古塞腥塵暗，白日中原旺氣消。半夜羈愁侵畫角，百年遺恨徹雲霄。臨風獨立長歌發，月下槐陰满地搖。
想像文皇貽厥謨，辛勤開拓萬年都。衣冠忽已歸腥穢，景物依然似畫圖。碧落愁雲沉舊闕，黄沙落日泣窮途。山河竟是誰家物，玉帛空輸辮髪徒。[36]
這種詞藻華麗、陽奉陰違的表箋文字，與使臣詩歌中的惡語咒詈之詞，一正一反，一頌一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甚至很難相信這竟然是同一時間、同一起使臣所撰作的文字。而就是這些表箋文，與清帝的相關詔書諭旨，通過雙方使臣的傳遞相互往還。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禮部移咨朝鮮曰：
慶賀表箋，俱頒有定式，惟朝鮮國每歲更换文辭，故字句之間有不盡協合者。今後依内閣纂定諸王、大臣、各省督撫表箋成式，以省繁文云。仍謄送一通，故每以此用之，而方物表亦令以一本定用。謝恩表隨事别撰，故無定式。[37]
從兹以降，表箋文字，更是依樣葫蘆，套用定式。表面上一方恭順有禮，誠心事大；另一方謙和體貼、字小以恩。此類公文相伴朝鮮王朝與清廷交往的始終，但都是虚與應對、毫無真情的往來公文而已，並無太多的史料價值。
2．奏咨與回咨----真實而珍貴的重要史料
在朝鮮半島與中原王朝的交往史上，起重要作用的是朝鮮因事所呈的奏文、咨文與使臣臨時所上的呈文、揭貼等，以及中國方面針對具體事件的詔敕與相關衙門的回咨等。
朝鮮凡遇具體事件，則另爲遣使疏奏或派賫咨官專程前往，這些奏咨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公文。我們在此以“壬辰倭亂”（-）期間，朝鮮與明朝往還公文爲例以明之。
朝鮮宣祖二十五年（萬曆二十年 ）八月，倭寇入侵朝鮮，氣焰熾盛，半島南部盡没，宣祖倉皇西狩，駕至義州，二京旋失。在此亡國滅種的關頭，宣祖以大司諫鄭昆壽爲請兵陳奏使，向大明請兵滅倭，謂其“所受之任，極爲重大”，“國之存亡，在卿此行”[38]。時李好閔送行詩曰：
秋日龍灣又送君，荒城殘角入愁雲。申包痛哭看天意，南八男兒對夕曛。日夜望歸遼右甲，江秋猶駐殿前軍。孤臣少緩須臾死，及見皇靈靖楚氛。[39]
此可見朝鮮君臣，對鄭昆壽戒飭冀望之深之切。鄭氏一行晝夜兼程，趕赴北京，進表歷陳賊患八路同然之狀，請明軍水陸並出，糧餉齊發，火速援救朝鮮。當時兵部尚書石星諸人雖然主戰，然科道等或言只防中國地方，不須救朝鮮；或以爲多發兵馬，貽弊中夏；或以爲只待兵馬於遼東鴨江，以備不虞。鄭氏急火攻心，遂一再呈文，其呈禮部文曰：
伏聞倭奴大肆凶悖，焚掘我先國王之墓，拘執我王子及耆舊相臣，而士庶之避難山谷者，戕殺無餘，此萬古所未有，小邦遭此罔極之變，其在寡君，越在草莽，何以堪處；爲臣子者，不忍聞，不忍言，肝膽摧裂，只自欲死而已。……第未知今日天討，先施於平壤，又及王京，又及諸道，殄殱之無遺乎？抑止於王京乎？或止於平壤一城而已乎？平壤，譬則咽喉也；王京，譬則心腹也；諸道，譬則四肢也。今夫人一身，無處不病，則咽喉所以通呼吸，所以行藥餌，治之在所當先；咽喉既通，則心腹之治，不可少緩；心腹既治，則其迄於四肢者，亦不可不治。蓋四肢之病，亦能殺人故也。其次第則固有先後，其治之之功，則不容偏有所。豈可治此而遺彼，以貽後患乎？……事貴神速，計必萬全，故去草不去根，古人深戒；而一勞永逸，制勝之長策，發兵之期，不可以不亟。諸道之賊，不可不盡剿。誠如陪臣前件所陳，伏乞閣下，弗咈遇情，克壯遠猷，亟發十萬大兵，盡剿諸道之賊，使小邦再造，藩籬永固，不勝幸甚。此非天朝私我小邦，實海内安寧之術也。小邦之存亡，果决於此舉，而中國疆場之安危，亦在此舉，伏惟閣下更加留意焉，無任迫切之至！[40]
鄭昆壽往來奔走，竟真效申包胥之舉，到石星家中痛哭，懇乞兵馬，石星感動，泣下沾襟。鄭氏又參與準備銀两以購置弓面、火銷諸事。石星諭以二萬兵已過江，大兵當於十二月初，由大將李如松領去。鄭氏等遂星夜返國，回程見寧夏、密雲等處兵馬前往遼東。“將官與軍卒機械，嚴肅整齊，有紀有律，以此征進，何患不克，國家恢復，指日可待”[41]。自此朝鮮請兵請糧告急使臣，不絶於路。鄭氏此行先後在途與北京所上中國官員與禮、兵二部之呈文，就有《呈遼東巡按禦史李時孳文》（壬辰九月初三日請兵陳奏時）、《呈兵部尚書石星文》（壬辰九月二十八日）三通、《呈兵部文》（壬辰十月十六日）、《呈禮部文》（壬辰十月二十二日）、《呈禮部文》等。文字多有缺漏，蓋當時因戰亂未及董理，因而殘缺故耳。
在今存“壬辰倭亂”期間的使行録，鄭昆壽外，尚有鄭澈、崔岦、申欽、洪履祥、閔仁伯、柳思瑗、李尚毅、權悏、李睟光、許筠、李恒福、李廷龜、黄汝一等。如崔岦曾四到北京，其《四行文録》共收三十餘通文書，如癸巳行有《上顧總督書》、《上韓巡撫書》、《呈禮部文》、《上禮兵部書》、《再上兵部書》、《再上禮部書》、《回山海關張主事帖》等，則爲請兵兼請糧事。甲午行有《上孫經略書》、《上禮部書》、《上兵部書》、《稟提督主事》等，一則陳奏倭情，請兵尤爲請糧，二則請册封光海君爲世子事等。
宣祖三十二年（萬曆二十七年 ）以陳奏兼冬至行書狀官身份出使的社稷署令趙翊一行到北京後，“入東館，謝恩使黄令公景美、書狀趙佐郎直哉已先寓矣，陳奏使尹而遠令公自西館來。三次使价，疊到館中，可想國家之多事也”。不僅如此，他們在路上還遇到回國的謝恩使團隊。[42]當時往來遼路的使臣，請兵請糧，莫不急如星火，絡繹在道矣。
宣祖三十年（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十四日，奏聞行書狀官司憲府掌令柳思瑗等抵玉河館後，先後屢上呈文，稱倭賊屯據釜山，六年於兹，變詐百出，終始叵測，今清正再複率兵來侵，國勢殆危，請求明朝調集大勢兵馬，及浙直福建船兵，兼請山東糧餉，以支援朝鮮。時兵部覆本以爲，於日本講封，已越五載，罷兵少費，又複三年，朝鮮君臣，不痛加振勵，積餉練兵，以爲預備之計，乃一經虚喝，便自張惶馳報乞哀，趾措於道。然中國各部兵馬，俱有專責，抽調未易，召募尤難，經由大海赴朝鮮，是以遠水救近火，必無及矣。夷考元時興兵數萬，渡海征倭，論無餘策，可謂殷鑒。並訓戒道：
今該國所請，不知練兵，長以中國之兵爲兵；不自積餉，長以中國之餉爲餉。己享其逸，而令人居其勞；己享其安，而令人蹈其危。即小邦不能得之於大邦，况屬藩可得之於天朝乎？[43]
這段訓戒，活脱脱將朝鮮躺等明朝出兵出糧，驅除倭寇的做法，予以喝揭，活靈活現，令人感慨不已。至二月初九日，萬曆帝合九卿科道會同議事，朝鮮使臣跪泣求救。後終於議决，再度出兵援朝。宣祖仍不放心，再遣僉知中樞府事告急使權悏疾驅到京師，奔走告急。“呈咨奏，雀立兵部門下，痛陳本國出入豺牙狀，淚隨言下，觀者激仰”[44]。後又回稟兵部侍郎李楨等問及朝鮮山川夷險道路徑緯，爲盗所據若何，本國扼防者若何，峙糧幾何，坐甲幾何等，並畫朝鮮詳細地圖以進。又請朝廷速發南兵及糧餉，以及硝黄、角弓等物，捆載以歸。李楨深表同情，並言：
你是一家！你是一家！你所願兵、糧两件事，俱系緊急，當即打發。……
你是一家同室之人，有急難，何可不竭力救之。毋用謝爲！[45]
從朝鮮使臣的這些奏咨文字及在北京的活動，可見當時朝鮮對明朝之依賴，凡將帥兵丁、糧草輜重全出自中國，自發兵至糧餉、兵器諸物，幾於無所不求，而又無所不得，且求之亟，得之快，明朝君臣之憂恤屬國，感同身受，今日讀來，仍德薄雲天！故朴趾源曾曰：
昔倭人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師東援之，竭帑銀以供師旅，複我三都，還我八路。我祖宗無國而有國，我百姓得免雕題卉服之俗，恩在肌髓，萬世永賴，皆吾上國之恩也。[46]
這些文字的存在與發自肺腑的感恩，對今日北南朝鮮半島两國徹底的“去中國化”，以及雙方對“壬辰倭亂”歷史描述中明朝軍隊貢獻的缺失，相差之天懸地隔，真不可以道里計也。因此，保存在諸家“燕行録”中的此類奏咨文字，都是當事人針對具體事件所呈的咨文奏疏，有著極强的針對性，面臨的都是迫切棘手而且必須要解决的問題，因此便成了真實又珍貴的公文與史料。
3．狀啓、别單、聞見事件與手本等----真僞參半、疑似難明的史料
朝鮮與中國往來的使臣，既是两國間友好交流的使者，也是各自偵伺對方的耳目，中國遣往朝鮮的使臣與朝鮮派往中國的使臣而言，有次數少、人員少、時間短的明顯區别。按理來説，两國使臣應全力收集情報，以便爲研究與制定相關外交政策提供可靠情報，但實際上他們所提供的往往是真僞參半、疑信難明的信息，不僅没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常有混淆是非的效果。尤其中國使臣到了朝鮮，既無觀美之行，亦無覘國之法，所攜带回來的只不過是沿途搖頭晃腦所創作的一册無用詩作而已。
朝鮮使臣自渡過鴨緑江後，就開始了情報的搜集工作。除了肉眼所見，親耳所聽外，在路途宿店，逢人便問，遇事即記；到北京後，更是四出打探，暗窺明録。他們得到情報的方式，無外乎三種：一是從朝廷發佈的搪報與其他公文等，直接抄録；二是向序班及其他人員私下購買有價值的公私文件；三是通過在途或沿路與官員、士大夫的筆談，瞭解所需要的信息。如景宗四年（雍正二年）謝恩兼進賀行書狀官沈?所上《聞見事件》曰：
譯官朴熙蔓購得彼中秘藏書册，其中《爵秩全覽》二册、《八旗官爵》一册、《轉政要覽》一册、《中樞備覽》一册、《定例全篇》三十四册、《題駁公案》十册，並四十九卷，俱是新刻，康熙皇帝爲政之制度，出治之規例，極甚纖悉，靡有闕漏。至於我國方物件記表箋文字，亦多銓載，末乃以雍正皇帝嗣後政事之要切者，添補於後，自成一家史。前後譯官之購得彼中塘報循報者何限，而此書之備載彼中事情，比諸塘報循報，尤爲緊要，兹敢附陳，以備乙覽。[47]
燕行使從出發直至返京覆命，沿路要及時向朝廷回饋信息。這種信息也分两種情况：一是使團一路是否平安順諧，一是沿途所得中國事體與要聞。但由於消息來源多頭，諸説淆雜，孰是孰非，往往很難取捨。如康熙十二年（），康熙帝决定撤藩，吴三桂起兵反叛，其間又摻雜所謂“朱三太子”的謡傳。朝鮮使臣對此類重大事件自然非常敏感，並儘量搜集情報。是年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李宇鼎回國後所上《聞見事件》曰：
漢人秀才李之淮來見，頗聰明，能文字，使之留宿，而詳問近日事情，則朱太子之事及大鼻賊侵掠北邊，吴三桂孫兒見失，一如沿路所聞，而朱太子已被獲於真定府云。其鋒似不可當。非但此也，中原十三省所封者，太半三桂之所薦引，無不爲三桂盡心云。……且言泗川地有人偶仍掘地得一碑，則碑有讖書“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複卧”十二字，皆以三字爲一句而列書之，其上書“幹一”二字，其下書“出”字。又有儒生二人，得袁天綱《秘記》於官府門上，其中有“黄牛背上鴨頭緑”之讖，故其儒生等即爲誅殺。且有畫一樹上掛木匠曲尺之讖，此則未知出自何處，而皆不能解得云。[48]
案所謂“十二字”之讖書，乃康熙時四川宋可發僞鐫，見董含《三岡識略》卷六《僞碑》條。李宇鼎所得消息，乃道聽塗説的假新聞，對瞭解當時亂局，可以説是毫無意義。
再如自清修《明史》開始，朝鮮就不斷陳奏辨誣，並想得到有關《朝鮮傳》部分，屢請不凖，即花錢賄買。雍正七年回國的冬至等三節年貢行正使尹淳等一《别單》曰：
史局草本，序班謄來日記全本，而本事外又有他酬酢數條。又是謄本，不可取信，故更令圖得真本，則以爲官員甚多，逐日開坐，萬無圖出之勢，獨於月朔前月，日記自史局抄録後，還送起居注，乘此隙可以冒死圖出，暫爲來示，而耳目極煩，非百金難圖云。以不虞備約給一百两，於月朔圖出，果如約得來，而其中説話，與前後謄本無差，文書朱標與行用文書不同，似非中間做作，觀其氣色，恐怯惶惶，惟畏人知，與謄本來時頓異。臣等親詰問曰：“此事關係至重，方從他逕探問，若有差互之事，汝將奈何？”答曰：“一毫欺瞒，天雷擊我！”[49]
這樣賄買所得到的草本，仍然並不可靠，疑信各半。還有更荒唐的，就是中國人投其所好，僞造驚天密聞，賣給使臣。如純祖二十八年（道光八年 ），隨進賀兼謝恩使南延君李球入燕的李在洽，抄録有一份《回剌國書》。其全文曰：
西域莊阿國哈理平章奏爲申請辯冤遣使納貢事：“臣聞三皇立極，五帝受禪。知中國之有主，豈夷狄之無君。乾坤清泰，宇宙安寧，非一人所獨領理。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臣雖軟弱，偏彈小邦，州城不满六十，封疆未距三千，臣猶知足，知足者常樂也。陛下坐鎮中原，稱萬民之主，州城十二餘座，封疆萬萬餘里，猶不知足，懷滅絶之機。夫天發殺機，星斗頻移；地發殺機，龍蛇盡戮；人發殺機，鬼神啾怒。臣不敢爲寇，冒犯天威。論文識孔聖之書，講武習孫吴之略。今陛下遣股肱之臣，率精鋭之兵，來侵臣境。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得不煉兵於漢水之馹，逆兵於昆山之前。稽古帝王，堯舜修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拱手。自古道君無長勝，臣無常敗。君勝臣敗，固慰上國之心；臣勝君敗，且受下國之辱。亦何懼哉！莫若講和爲上，免生靈之塗炭，解萬民之倒懸，上國既無遠征之慮，下邦亦無累卵之危。年年納貢於上國，歲歲致賦於王邦。持此降表來上。”聞朱批：“不亢不卑，不剛不柔。詞令之選，何地無人乎！”後論又一段，可與南越王文帝之書並傳。[50]
這份“國書”，相傳爲日本天皇致朱元璋者，實爲摘句拼湊自《六韜》、《黄帝陰經符》諸書，以欺騙世人。朝鮮使臣看後，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但仍然記録下來，以爲奇聞。趙泰采詩謂“欲向遺民徴往事，悠悠傳説總歸訛”[51]，雖是詩語，然頗爲實録。
對於搪報之類的公文，使臣其實也知道並不可靠。如韓弼教稱在館期間：
得二月以後檔報，閲之無可詳者。蓋市中印賣檔報，但删取其無緊要者，至軍國機密繋天下大故，則不敢宣洩也。[52]
又如韓祉亦曰：
若其朝政得失，中外事情，拘禁既嚴，詗探極難，雖或因序班輩購得題本云。而此類意在索賂，例多虚謬，不足取信，路中所愚秀才之類，亦皆蠢愚無可憑問者。只以沿路所聞見者，逐日條録。[53]
又李鼎受曰：
書狀方修日記，啓草中聞見别單，首譯從序班所得來若干聞見事件，其記録之筆，亦出於序班之手也，見其文理短澀，往往全不成語句，以意推求，就加點綴，參以塘報記之如左。[54]
諸家所言，以金直淵所論，最爲全面通透。他説：
書狀《别單》雖許聞見事件，而深處館内，耳無聞目無見也。在昔大明太祖高皇帝，命徐達等北定中原，入皇極殿，登天子位，元順帝乘夜北遁，時高麗使在館中，獨漠然而不知天下之易主，是則甚於聾瞽也。余欲借聞於譯員，則或因道塗摭拾，而道塗多騷訛；或因序班傳聞，而序班多妝撰，皆妄誕不可信矣。欲借見於京報，則京報蓋多隱其疵類，彰其善績，又不可得其實矣。豈可取疑似没實之語，以備莫重奏御之資乎？雖然，言多虚僞，文爲實跡，於是乎參互見聞，商度虚實，明知爲真的無疑，而後録之，謹撮數條，略陳梗?如右，潦率之極，尤增惶恧。[55]
雖然言多虚僞，但使臣仍抄録不輟，以爲塞責之計。朴趾源所論館中序班等所爲，更切當時實情。其曰：
北京卑流，解字者甚鮮。所謂筆帖式序班，多是南方窶人子，顔貌憔悴尖削，無一厖厚者。雖有廩食，極爲涼薄，萬里覊旅，生理蕭條，艱難貧窘之色，達於面目。使行時書册筆墨賣買，皆序班輩主張，居間爲駔儈，以食剩利。且譯輩欲得此中秘事，則因序班求知，故此輩大爲謊説，其言務爲新奇，皆恠恠罔測，以賺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没善績，妝撰粃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恠，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徼侵叛，百性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惶列録，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爲《聞見事件》、《别單》、《書啓》，其不誠若此。告君之辭，何等謹嚴，而豈可浪費銀貨，買得虚荒孟浪之説，以爲反命之資耶？使价頻繁，百年如此。[56]
既然難辨真爲，如沈敦永一行，乾脆就直接收集塘報，回國後呈送：
塘報例以五日式推覓，自留館至發行日裒集，覆命時進呈御覽，而其《日記》則始於前使書狀發行翌日後亦如之，蓋鱗次御覽故也。[57]
姜長焕出使期間，也是收集了一大堆塘報。其曰：
收聚塘報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今年二月初二日，合三十八度，待覆命將納此，已上則别使書狀已先爲納故也。[58]
收録最爲集中的是前述佚名所輯《燕行日録》四卷，此類詔命、上諭及疏奏，如其中涉及老年考生，屢考不中之處理辦法，會試搜檢大臣之規程，以及會試磚門搜檢巡牆之式等，多有《清實録》、《清會典》、《清史稿》及諸家别集所不載者，故反而比使臣假造之文，在今天看來更具史料價值。
如果説這些虚假信息是使臣被動得來的話，他們還經常有意識地通過假造，來隱瞒自己在途在館期間的違禁違法行爲。如宣祖四十一年（萬曆三十六年 ），冬至使書狀官成均館典籍兼司憲府監察崔晛等到海州後，一行紆繞而遊千山，出使期間繞道旅遊賞景，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爲。故九月二十七日的《聞見事件》，崔氏書曰：
夕，抵海州衛，宿城西劉姓人家。
崔氏自注曰：
是日，宿於千山，而副使宿於鞍山，此記不言宿千山者，國禁遊玩故也。[59]
此類欺蒙國王的現象，並不鮮見。使臣在館期間，插手禁物貿易，貪占私用國帑的情况非常嚴重，而往往捏造理由，謊稱由於譯官與序班勾結，用“不預備銀”賄賂中朝官員，而導致行中虧空。因此，狀啓、别單、聞見事件、手本與所抄録搪報等，只能算是真僞參半、疑似難明史料，必須慎重考證後，才能放心使用。
五、日記與遊記、札記等----炫奇好異，前後相襲
燕行使所纂日記，大致可分两種：一種即純粹的日記，按日記事，不雜他説；一種則爲以日記爲主體的雜録，既有表箋、咨文、狀啓等，也有遊記、札記、信札、筆談、詩歌、地圖與路程記等。諸體文字，包羅並有，或隸於日時之下，或單獨編列成卷。故本文在此，亦拉雜而談，筆談性質特殊，留待下節具體討論。
前已述之，燕行使所走路綫大致相同，尤其是每年必行的冬至使，從出發至返國的時間也相差無幾。在如此重複而使行密集的綫路上，要寫出不同於前人的日記内容，實在是件極難的事體，於是標新立異就成了使行文字的一大特徵。如肅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 ）春夏間，謝恩行副使刑曹參議閔鎮遠一行，在北京入住智化寺。其日記曰：
留智化寺，次通官金姓者，爲求乞來坐諸裨所在處，移時穩話，仍言即令宫中紅袖四千餘人，而承恩者一千四百四十五人，有子三十八人、女二十人，皇太子所幸宫女一百人許云。元裨問：“許多宫女，承恩與否，何以知之？”對曰：“一番承恩，即衣大段服色頓異，故知之。”又問：“宫女此多，則别無加選之事耶？”對曰：“年年選擇良家女以納之，雖宰相朝士，若有美女，則皇帝勒令納宫，莫敢違拒矣。”仍曰：“爲過千妃，近百子女，營立産業，故聚斂銀貨，日甚一日矣。”又問：“民心能不怨讟否？”對曰：“亦頗有之云。”且聞通官輩齊坐憂旱，一人曰：“何日當雨？”一人曰：“試看時事，何可望雨？”蓋皇帝年來貪財益甚，都城及各省徵税，比前倍征，城中富饒者，或勒令買官，或故陷罪罟，籍没財産，或勒令扶助國役，以故都城中富民，無不蕩敗失業。各省田賦，折銀輸納，則出給支换穀入倉，以備經用，而近年則倉穀雖乏，愛惜銀貨，不即出給，故頒禄或不以時云。蓋天下唯山海關以東，地廣人稀，且以其根本之地，另加護恤，故民不怨咨云。[60]
將清朝皇帝描述成荒淫奢侈的昏君，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朝鮮使臣最願意聽到的也最舒心愜意的消息。又如英祖五十年（乾隆三十九年 ），謝恩兼三節年貢行副使吏曹參判嚴璹等返途中，記載一事曰：
三月初五日，自宿所十里堡發，前里有碑，大書“冰霜固守”四字，傍細書“盛京正紅旗塔清阿佐領下兵邢國琦妻汪氏貞節，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月日立”。蟠首大刻“聖旨”二字。昨冬入去時，在轎瞥見四大字，只悉其?烈碑在路中。則皇帝以汪氏有美色，命采上，汪氏拒不從，其父母泣曰：“汝不去，禍將及我。”汪氏遂自經以死，皇帝嘉其節，特命立碑以四字褒之云。[61]
如此荒謬的故事，嚴氏竟然信以爲真，難怪一行歸國後覆命時，君臣問答曰：
上曰：“荒淫則有之乎？”賤臣對曰：“……大抵如此，二月初以選擇十三省良家女子入闕，而其數不啻屢百，皆乘太平車，同日入闕，行中之人，欲往路傍觀光，則衙門及通官禁止云矣。”[62]
嚴氏在其所上《别單》中，還進一步説明曰：
中國自康熙以來，頗尚節儉，加以國法簡易，經費至約，故蓄積充溢。及至今皇帝，内多嬖寵，外崇土木，窮極奢侈，唯意所欲，而初藉民力，自招多怨。中年以後，察知其弊，所用公財，皆出府庫，不至横斂於民，故海内得以粗安無事是白遣。皇帝矜能自用，不喜聞過，禦史科道之官，雖有彈人之章，格非之言，初不敢一至於前。然而性甚聰明，察人誠僞，時有英斷，驚動耳目，常慮满官之恃勢弄椒，操切满官，十倍於漢官，故朝廷亦得以粗安無事，以此民間或以“荒淫之明主”稱之是如爲白齊。[63]
“荒淫之明主”，大概是既能揭露乾隆帝之荒淫無恥，又能解釋爲什麼清朝如此繁榮昌盛的唯一矛盾奇炫的説法吧。
對於這種道聽塗説的消息，使臣也知道很不靠譜。如李基憲就認爲，“大抵我東人所歷處，各記所聞，率多塗説，而難得其真”。[64]又如徐慶淳一行，哲宗七年（咸豐六年 ）正月十八日返程宿黄家莊店。其曰：
店主之弟，自稱旗人，往年發遼東兵時，從征天津賊，斬獲賊魁林鳳祥而歸，其言不可了，真所謂横説豎説，全無可聽，一行如得奇貨，若聞天上消息。余自笑曰：“其言不過癡人説夢，而譯員輩之所謂探知中國事情，作爲聞見事件，歸奏朝廷，何以異此耶！”[65]
徐慶淳隨陳慰進香兼謝恩使判中樞府事徐憙淳等入燕，當時正是太平天國熾盛之時，因此沿途流言謡傳，甚囂塵上，店主之弟也投其所好，胡編亂造而已。
如果長期翻檢諸家“燕行録”，就會逐漸産生莫名的煩亂與抵觸情緒，因爲到處充斥著同樣的語句和重複的畫面。我們在此舉小小一例，使臣在北京滯留月餘，心有惡緒，所以離發出城之日，便興奮莫名，尤其在清初朝鮮使臣到陽時，這種感覺更甚。仁祖二十一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 ）陪從昭顯世子的世子右副賓客李昭漢離瀋返國，其詩稱“快若出籠鳥，歡同得水魚”[66]，以表達歡悦之情。而類似的句子，此後便反復出現在使臣記録中。如金鍾正曰：
初八日發瀋陽，稍脱樊籠，喜可知已。[67]
出使北京的使臣，也是如此。如金錫胄曰：
三月拘幽久，今朝始脱然。[68]
又趙珩曰：
二十日，離館出東陽門，一朔吃苦之餘，始得發還，如脱樊籠，快意不可言，而歸程杳然，是可悶也。[69]
又孫萬雄曰：
庚子，出朝陽門，一行欣躍，如脱樊籠。春入陌頭，柳眉浮黄，杜工部青春作伴好還鄉之詩，政爲今日道也。[70]
又柳命天曰：
二月初四日……然四十二日留館，僅脱楚囚，其快活不可言。[71]
又黄晸曰：
二十日，一行離發北京，復出朝陽門，快若沉痾袪而驚鳥翔也。[72]
又李正臣詩曰：
愁伴病騏囚别館，快隨飛鳥脱樊籠。[73]
有時候，這種心情的表達在出山海關時。如洪命夏曰：
十三日……出關門外，快若脱籠鳥，策馬而行。[74]
也可用於出栅時，也是洪命夏曰：
二十八日……點閲後即馳出栅門外，快若脱樊登天。[75]
又南龍翼詩曰：
喜甚兒歸母，輕於鳥脱樊。行行須信馬，不怕峽無村。[76]
又徐慶淳曰：
一行離發，出栅門，人皆稱爽。然觀其歡欣之狀，有如脱籠解絛之禽。[77]
又金貞益曰：
朝，鳳城將出來開栅，一行仍即出栅，襟期快爽，恍然若脱籠之鳥矣。[78]
又佚名《燕行日録》曰：
三月十七日，税官始許出栅，故留四日收拾行李，而出則如籠鳥之脱網矣。[79]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明顯的前後相襲之迹，似乎離開“樊籠”、“楚囚”等詞，便再無可形容之詞。其中如李基憲所言，稍有變化。其曰：
初六日，已時，……一行車卜先使盡數治發，飯後與上副使齊發出朝陽門，前路雖遠，此心便覺豁然。[80]
在如此重複而乏味的表述中，描摹最爲精確而生動的，當數金照。其曰：
斷定了行期，收拾了歸裝，神馳意往，小無桑下之戀爾。看這座玉河館，便像一個活地獄。當新到館時，掃炕鋪簟，糊窗掛畫，看作自家屋内，擺列籠用，務要安排齊整；今且行矣，著鞋上炕，觸手穿窗，無複顧惜。空館荒涼，怳在新到時也。[81]
如果使行文字都能寫得如此形象生動，詼諧有趣，才是真正的創作，而大量重複的詞語與相似的語氣，實在是讀來令人生厭，了無意趣。
諸家“燕行録”中，撰寫有大量的遊記，包括記載山水、宫殿、廟宇、城鎮、橋樑、文物古跡、人物傳記等；也有不少隨筆札記，含論辨、記事、記聞、釋詞、雜録等。在這些文字中，更是前後相襲，内容重複。如在北京期間所記如東嶽廟、太學、故宫、天壇、琉璃厰、花草鋪、西山、天主堂、蘆溝橋、圓明園諸景，以及記述語言、民俗、花草、畜牧、農林、水産、賦税、耕作等，各篇之間文字重疊，多無新意。因爲使臣在館期間或返國後，除了參考抄録前人“燕行録”外，還大量抄録中國方志與有關北京記載的書籍，據爲己有，看起來攀引上古，有證有據，實則前後相襲，抄撮成文，讀來令人欠伸欲睡，這種情况極其普遍，處處皆是，限於篇幅，不再舉例贅述。
六、賓主筆談----鬬酒流戀、賣弄較藝的虚聲文字
燕行使雖然多不能説漢語，但大多數都能識漢字寫漢文，因此在進入中國後，筆談就成了雙方交流的主要手段。燕行使上筆談最盛的時期，就是朴趾源、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諸人入中國後，廣泛接觸清朝官員與士大夫，與潘廷筠、嚴誠、陸飛等人鬬酒筆談，流連忘返，即便歸國之後，也是書札往來不絶，甚子孫後代仍有交往。受他們影響，此後的“燕行録”中，出現了大量的筆談與信札史料。
這些筆談往往發生在自遼東往北京的沿途旅店，或者是在北京的玉河館、書肆、客舍與中國士大夫家中。柳得恭在瀋陽同奉天府王瑗、沈映宸，遼陽王志騏，錦州金科豫，複州姜文玉諸人筆談後，有詩謂“悠悠小别侭堪哀，瀋水東流可再來。記取今秋書院裡，澹黄紙上筆談回”[82]。李海應在北京與張士毅在張氏書堂筆談後，也有詩稱“禪房静寂辟西廂，學究書聲繞屋樑。两國鄉音賓主啞，祗憑筆舌話文章”[83]。詩中所反映的就是筆談的現場實景，賓主盡興，感人至深。
在衆多“燕行録”中，除了以筆談爲篇卷或書名的如朴趾源《傾蓋録》、《黄教問答》、《忘羊録》、《鵠亭筆談》，洪大容《乾净衕筆談》、柳厚祚《柳萬筆談》、鄭健朝《北楂談草》、姜瑋《北游談草》、魚允中《經略使與中國委員晤談草》、《經略使中江晤談》等外，其中有大量筆談内容的不下七十種。這些筆談内容，廣泛涉及到政治、經濟、國防、學術、文化諸方面的討論，在两國交流與朝鮮“北學”過程中産生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韓弼教論筆談之情形曰：
筆談者，以筆代口也。對椅而坐，口雖不能通語，筆下娓娓，皆可以吐心瀉懷，而從容閒雅，無演語，無誶聲，大有勝於口話矣。彼人敏於筆談，雖句澀語長者，必操紙輒下，既簡且暢，條貫脈絡，不相借亂，其作詩亦然。由酬答之際，若有可意之句，則必加圈打點於其旁，或堆笑曰：果然果然！或點頭曰：盡好盡好！[84]
雙方筆談的内容，如前所述非常廣泛，但大多數情况下，會集中在以下幾個議題：其一，高度敏感的政治、軍事問題，如南明政權、三藩之亂、平定臺灣、平定準噶爾等事件；其二，當代官場情景、大臣賢否以及重臣優劣比較等問題；其三，年景豐歉、物産税收、農林畜牧等經濟問題；其四，私塾教學、科舉考試、八股文優劣等教育與科考問題；其五，漢宋學術、詩詞歌賦與藝術繪畫等學術問題與人物比較；其六，俄羅斯（大鼻韃子）、英、法、美、日等外交事務與天主教等宗教問題；其七，出使前後的重大突發事件與朝廷的處置等問題；其八，其他相關問題。
以上諸問題外，使臣最喜歡提問甚至挑釁的是“衣冠文物”與“剃髮從胡”問題，所謂“顧今六合之内，渾爲戎夷，剃髮左衽，無一乾净地，獨我東禮義而冠带之，於今覺幸生東國也”[85]。因此，他們幾乎到了見人即問，隨處求答，無分老少，不論賢愚的地步，而且無論中國人如何回答，甚至不表態不説話，也都很難讓朝鮮使臣满意。如果回答誇使臣衣冠華美，爲好制度，那就表明“可見其有思漢之心”[86]；如果説時王之制，生今從今，則斥其“故宫禾黍之感，亦漸忘矣”[87]；或者就認爲“出於忌諱之意否乎？而無可言矣”[88]。
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他人不回答或者看到使臣的衣著而不説話，那也必定有深意隱含在其間。如姜浩博到禮部呈表咨文，禮部尚書李周望接待。姜氏曰：
周望覜視一行，而顔色膚腴，如喜如笑，若欲與語者，殷勤之意，溢於面上矣。我使奉奠表咨畢，向尚書行禮者，例也。通事及譯官，將依例導使臣行禮，周望舉手而揖謂之曰：除禮亦可。知其禮待之意也。蓋周望雖薙發爲胡虜狀，而本大明遺民也。見吾一行衣服威儀而喜之者，其心必有以也。口雖不言，其心可忖度而知，肝膽幾若相照，可貴也。[89]
又尹汲也記載一行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禮部呈表咨文，尚書王安國接待。其曰：
觀其狀貌，頗有精華，行禮之際，注目於我國衣冠，而禮畢忙急入堂，似有羞愧之心而然矣。[90]
李周望、王安國見到“大明衣冠”一則若“肝膽相照”，一則有“羞愧之心”，幾乎就是明遺民和降臣的代表了。又如正祖十年（乾隆五十一年 ）夏，告訃賫咨官禮曹正郎沈樂洙在北京詣國子監，與國子監助教浙江錢塘人陳木、江蘇金壇人虞友光筆談，陳氏“出示二片長紙，各書篆四字。一書‘含今茹古’，一書‘賞奇析疑’，可見其深屬旨意也”[91]。實際此不過尋常品古論今、疑義相析之語，就被沈氏理解爲“深屬旨意”，真是聯想豐富而深文周納的典型了。
面對此類使臣興味濃烈的“常態化”問題，讓中國士大夫與百姓頗爲反感與厭倦。金景善記載，一行在館期間，到庶常館，欲入見之際，譯官止之曰：
舊時我人之入燕也，或至此館討論文史，近來則輒阻閽不得入。蓋翰苑多古家名族，其文章見識，皆非常品，與東人稍相親狎，則輒問曰：“何忍薙髪左袵，從官本朝乎？”聽者厭苦之，自是戒門者禁東人之出入云，故不求入見而直還云。[92]
不僅如此，讓朝鮮使臣極感自豪的“大明衣冠”，在遼東半島與北京城内，却並没有像他們描述的那樣受人尊禮和豔羨，相反在他們行進的隊伍後面，經常跟著孩童指點喊笑“戲場！戲場！”[93]這真是讓人情何以堪，因爲清人只有在演戲時才穿著明朝的服裝，使臣只能在難堪的氛圍中感慨“甚矣哉！俗之淪陷於異類也”。[94]
燕行使在同中國讀書人筆談的時候，往往還以“小中華”自居，以“夷狄”視訪談的物件，所以頗爲傲岸，自視甚高。因此，我們在他們的筆談中，經常看到在探討學術問題、華夷之辨或其他問題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燕行使占了上風，中國人或默而不語，或拱手稱是，或面带愧色，或齦齦不服。朴齊家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説：
今人正以一“胡”字抹摋天下，而我乃曰中國之俗如此其好也，與其所望大異故耳。何以明之？試言於人曰中國之學問有如退溪者，文章有如簡易者，名筆有勝於韓濩者，必怫然變色，直曰豈有是理，甚者至欲罪其人焉。試言於人曰满州之人其語聲如犬吠也，其飮食臭不可近也，蒸蛇於甑而啖之也，皇帝之妹淫奔驛卒，往往有賈南風之事也，必大喜傳説之不暇。余嘗力辨於人曰：“余曾目擊而來，舉無此事。”其人終不釋然曰：“某驛官如此説也。”余曰：“公與某譯官交誼深淺，與余何如？”曰：“交不深而不説謊者也。”曰：“然則余説謊矣。”信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余數與人辨，頗有謗之者，因書此以自警。[95]
又朴趾源論曰：
燕巖氏曰：遊中國者有五妄。地閥相高，本是國俗之陋習，有識之居國也，且恥言两班，况以外藩土姓，反陵中州之舊族乎？此一妄也。中州之紅帽蹄袖，非獨漢人恥之，满人亦恥之，然其禮俗文物，四夷莫當，顧無寸長可與頡伉中土，而獨以一撮之髻，自賢於天下。此二妄也。昔月汀尹公根壽奉使皇明，道逢禦史汪道昆，屛息路左，瞻望行塵，猶以爲榮，今凾夏雖變而爲胡，其天子之號未改也，則閣部大臣，乃天子之公卿也，未必加尊於昔而有貶於今也，奉使者自有見官之禮，而恥其公庭拜揖，輒圖寛免，遂成規例，時有接遇，率以亢簡爲致，恭謙爲辱，彼雖不與苛責，安知不侮我之無禮乎。此三妄也。自知文字以來，莫不借讀於中州談説歷代，無非夢中占夢，乃以功令之餘習，强作無致之詩文，忽謂中土不見文章。此四妄也。中州之人士，康煕以前，皆皇明之遺黎也；康煕以後，即清室之臣庶也。固將盡節本朝遵奉法制，若造次談論輸情外藩，是固當世之亂臣賊子也，然而一遇中州之士，見其誇張休澤，則輒謂一部《春秋》，無地可讀，每歎燕趙之市，未見悲歌之士。此五妄也。
針對鮮人之“五妄”，朴趾源指出中州之士有“三難”。其曰：
中州之士有三難：一爲舉人則全史全經，隨事辨證，百家九流，略涉源委，酬答如響，不如是未足以爲士也。此其一難也。寛雅嫻禮，休休有容，不施驕倨，虚懷接物，而不失大國之體，此其二難也。小大遠近，莫不畏法，畏法故慎官，慎官故制度如一，而四民分業，莫不自修，此其三難也。[96]
朴齊家、朴趾源是明白人，這種表面上自高自大，實際上自卑自欺的作態，不少燕行使也有所警覺。純祖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隨冬至等三節年貢兼謝恩使團入北京的金進洙，在館期間，交接中國士大夫若干。其曰：
式日唱酬，或郫筒往來，非但見笑大方家，亦可謂無事生事。蓋初見筆談，彼問做甚業？答以業儒。彼必經義問難，若於《十三經》漢儒注疏中評論，是難應對，一也；又如賦詩，中原科制各體，以詞律爲重，是其長技，其敏速難以抵敵，二也；或談論之間，有犯諱如玄、寧等字，倘書容貸，自歸鹵莽，三也；又極意跌宕，而一有見忤，擲杯而起，輕噪太甚，四也；過從之間，自然紛亂，見猜於傍人，五也；仕宦與貢士，皆居於稍閑之地，我之尋訪，終日醉飽而歸，我亦不可不於館所邀接，雖多用銀錢酒饌，凡百百不近似，愧赧在心，六也。其他貴官高士，稍有名目之在世間，如葉之詵、吴思權許，若請數對柱聯，書例有執贄，兼斤人蔘，亦涉些略，是何意趣，足可爲外交之一戒矣。[97]
這種談詩論學，“頗有較藝之意”[98]。所謂“東人好以聲律書畫之藝，輒撞搪中州人，中州人固坦懷嘉奬，以爲莫及，然其心未必不貶調而許之”。[99]面對好强要面子的使臣，中國士大夫往往不與計較，但確實常常打心底看不起他們，像洪大容、嚴誠那樣結爲異姓兄弟、掏心赤膽交友的並不多見。這也就是爲什麼在衆多“燕行録”中，記録有不少中國士大夫的序跋、詩文與筆談内容，而中國士大夫在刊刻自家詩文時，將此類詩文選入别集的並不多見。究其原因，則正是他們認爲這些詩文，不過是即席賦詩的臨場應酬而已。
就是這些中國人不甚重視的筆談，在燕行使看來却非常重要，因爲這代表他們的身份與可誇耀的談資，因此在諸家紀行録中大量存在。但這些筆談的原始談草存留下來的如申佐模《燕行雜記》所附談草，乃申氏入北京途中，與直隸保定人張振鏞手談之原件，極其珍貴，而大批筆談史料，是使臣根據回憶，增潤加工而成，已遠失原草之本來。
那麼，爲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呢？因爲原草往往在當時的手談現場就毀壞了。如光緒六年（高宗十七年），率謝恩兼冬至等三節年貢行使團入燕的南一祐，在館期間，正月十八日與清朝前通政司副使王維珍，在其繩匠衚同寓所筆談，談畢離别前：
仍收談草，蓮西曰：“弟亂塗不成字，攜去勿爲人見，恐人解渠。”曰：“爲示研農，擬將袖去矣。”蓮西曰：“两紙有尊名號，弟留之，日間當還上矣。”[]
這是雙方友好，王氏同意南一祐等將談草带走。但在大多數情况下，談草是带不走的。如徐慶淳在哲宗六年（咸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抵大淩河店。夜與店主之子美少年，張燭筆談，語及洪承疇事等，雙方正筆談間：
忽見店主來尋其子，見此筆談，忙手扯去，投諸爐火，叱責其子曰：“汝之識字，適足爲禍。”牽臂出門。余不覺憮然。[]
雙方談論的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話題，故店主將談草焚毀了之。又憲宗二年（道光十六年）出使的任百淵，於翌年正月十六日，在吴雪橋寓所：
就坐設椅，交陳筆研，四壁多揭東人書幀詩箋，雪橋於床上出空紙方册三四卷，列置各人面前，爲筆談資也。相與輪回問難，語多可觀，而歸時雪橋盡收之，又多遺忘，可歎。[]
這是談草被吴氏所收，任百淵只憑記憶還原而已。又純祖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謝恩行使團韓弼教一行，曾飯於大淩河堡，止宿雙陽店。店中二人，進士劉中興，以雲南知縣丁憂而歸；撥貢張輝斗，皆奉天府蓋平縣人。因與筆談。談畢後“紅箋談草，將欲攜去”，却被張輝斗手撕姓名。韓氏曰：
“談紙攜去，實無他意，當面扯裂，顯有自外之意，終欠相敬之風，厚子待人，固如是乎？竊爲足下不取也。”……士裕曰：“大丈夫處世，行不秘姓，坐不隱名，两兄台獨非當世之丈夫乎？何其區區碌碌也。”張變色曰：“若此談論，非文人所出也，粗野語。秘姓隱名，實系駡人，何可再與之語。”[]
這是張氏將談草撕毀，結果雙方不歡而散。在多數筆談現場，是一邊談一邊焚毀，或者是一邊塗抹敏感語言，談畢談草也就無存了。尤其到清季如高宗十一年（同治十三年），鄭健朝與禮部尚書萬青黎，在教場頭條胡同萬氏别業秘談，因事關两國重大機密，故談草隨書隨毀，以防語泄，鄭氏所記者，皆爲歸館後追憶而成。
又如高宗十八年（光緒七年 ）九月，朝鮮遣金允植爲領選使，带學徒、工匠三十八名，於十二月初抵天津，爲軍械學造事，配屬留學生機器局。至北京後即赴保定直隸總督府，曾先後七次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在保定、天津等地密談，往復討論聯美事宜，所謂“談紙成堆，蓋議約事居十之八九，而學造事不過一二耳”[]。此外，又與永定河道游智開、天津海關道周馥、東局械器總辦許其光、天津軍械所總辦劉含芳、東局器械局總辦潘駿德、天津招商局總辦唐廷樞、南局會辦徐建寅、觀察馬建忠、軍門吴長慶、軍行司馬袁世凱、德國人穆麟德等人密談，談草所記凡自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翌年十月十四日，共四十三次，又報告高宗《談草封啓》及《北洋大臣衙門筆跡事情及海關談略》二稿。壬辰（）季夏，金氏謫居無事，屬印君東植移謄行當年歷中談草，彙爲一册，命之曰《天津譚草》，又著《天津奉使緣起》，由其曾孫周龍鈔録成稿。因事涉機密，當時的談草都藏中國方面，有些是金氏等借抄得來，有些就只能憑記憶了。
因此，衆多筆談記録，並非原始談草，而是經過加工增潤而成。本來以筆代舌，就已經隔了一層，閔鼎重曾與王秀才筆談。其曰：
以筆代舌，終不能盡所欲言，令人鬱鬱。紙筆代喉舌，古人已言之矣。雖不能暢談，然勝於肆口者多多也。呵呵！[]
就是這些“不能暢談”的文字記録，經過增潤，就已大失本色，而更有甚者，還會顛倒事實，篡改原草。肅宗二十三年（康熙三十六年 ），隨奏請兼陳奏行使團入北京的權喜學，所著現存鈔本《燕行日録》二卷，又存有稿本作《燕行日記》。两本相較，繕成的鈔本，屢經改易，與稿本有大相徑庭，皆非筆誤而致，乃有意改爲。如記五月十三日，在大淩河店舍，有秀才郭之貴來見，詞翰暢達，爲人雅秀。稿本記曰：
使道以書問答，請得對句。曰：“海亦水哉河亦水哉，海鹹而河澹。”使道答曰：“儒是人耳佛是人耳，儒是而佛非。”[]
而鈔本將這段對答，改爲：
有郭秀才之貴，詞翰暢達，容貌秀雅，爲來現公，退話於我。以書字相語，請得對句曰：“海亦水哉河亦水哉，海鹹而河澹”，蓋有貶小國之意。余應之曰：“儒是人耳佛是人耳，儒是而佛非。”彼笑。[]
在稿本中，與郭之貴對句者爲上使崔錫鼎；而鈔本中，改成了權喜學本人。或出於喜學，以逞己能；或出於其後裔，以虚美其祖。這種似黠實愚的篡易做法，並不鮮見。因此，對於諸家紀行録中的筆談史料，亦需持極其謹慎的態度。
七、“燕行録”諸家詩意雷同、相襲鈔撮之情狀
在諸家“燕行録”中，詩歌和日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使臣一路往返，詩味濃甚，唱和不已，少者數首，多者達數百數。但這些海量的詩作中，真正句新意奇，獨領風騷的佳作，並不多見；而詩意寡澹，語意重沓，前後相襲，陳陳相因的詩作，却充斥卷中。筆者曾以燕行使路過海州十三山站時，所創作的有關“十三山”的詩歌爲例，列舉了大量內容相同、比喻相似的詩歌。或以巫山十二峰爲喻，稱剩一峰，或多一峰；或如經過之日期恰好爲某月十三、或出使十三年後再來等，凡有數字相諧者以之入詩。从燕行使所歌詠的有關“十三山”的詩作可以看出，他們在往返遼東半島的旅途中，創作了大量的詩作，但却没有寫出比他們的前輩更好的詩作，甚至可以説比興無奇，詩意平澹，前後相襲，敷衍湊合。只要將前後使臣寫同一山川同一古跡的詩作做一比較，就會發現這種情况比比皆是，令人乏味思睡。他們也自覺無趣，感慨“恨無謝眺驚人句，快寫平生芥蒂胸”[]，這倒真不是謙遜而是實情了。
同時，筆者所見“燕行録”中，尚有將諸多事實，篡改隱没，以歸功於己者。如中宗三十四年（嘉靖十八年 ）閏七月，朝鮮遣漢城府判尹權橃爲陳奏使、禮曹參議任權爲冬至使，而司諫院獻納尹世忱爲，兼两起使行之書狀官，同日拜表離發。此行權氏所陳奏之事，仍爲朝鮮王室宗系改正事。任權撰有《燕行日記》，權橃亦有《朝天録》存世。權、任两起使行歸國後，關於宗系辨誣中的功績，在當時就有争議。今考任權《燕行日記》所記，在途多簡略，但在京記宗系辨誣事，則所動所言，極爲詳盡。其可怪者，任氏書中所記，與權橃《朝天録》幾如出一人之手！今两家日記俱在，按而考之，蓋任氏之書先成，而權氏後人抄撮剪裁者。“燕行録”千餘家，前後抄襲不一，然如權、任二氏之雷同者，蓋亦鮮矣；而如權氏之改篡日記，顛倒事實者，蓋絶無而僅有。且此前使行諸家，未有此習，而惡例之開，濫觴於此（或權書抄成稍晚，亦未可知）；又使行争功，矛盾抵牾，亦始於此行。故考讀“燕行録”者，不可僅以一家之説，據爲定論，必前後比勘，上下求索，方知彼先此後，彼確此誤，此真彼假，或彼此皆假，可不慎歟！[]
“燕行録”千餘種，鈔撮堆砌、前後相襲的現象非常嚴重，這種行爲可分爲两類：一類是對朝鮮書籍如《高麗史》、《通文館志》、《同文彙考》等書的鈔録，以及對中國書籍如《大明一統志》、《肇域志》、《日知録》、《日下舊聞考》、《帝京景物略》、《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國朝詩别裁集》、《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與沿路各處方志如《通州志》等的抄録；一類是“燕行録”中名著的抄襲，如金昌業《老稼齋燕行録》、洪大容《湛軒燕記》、徐浩修《熱河紀游》、金景善《燕軒直指》，實際這些書也大量抄撮他人之書，後人對他們書籍的抄録就形成了两重甚至三重的抄襲現象。抄襲的方式也可以分爲两種：一種是對原書原文大段的直接抄録，有的説明出處，有的不説明出處；一種是對原文的改寫，有增有删，這種情况更爲普遍，不加比對則不易發現。
關於諸家“燕行録”前後相襲的現象，林基中、夫馬進、張伯偉教授等均有關注與研究，筆者也在十餘年的翻檢過程中，發現問題相當嚴重。如金中清《朝天録》一書，其所記自義州至遼東、自遼東至山海關等處，多襲自蘇光震《朝天日録》。李宜顯《燕行雜識》中條目，若論渡江至北京之沙塵，溺器使用習俗等，多抄自金昌業《老稼齋燕行録》中。
又如林基中、夫馬進認爲，金學民《薊程散稿（考）》，實爲李海應《薊山紀程》的翻版，内中文字完全一樣的情况比比皆是。只有“二月二十四日”所載瀋陽將軍所送御筆“海表同文”四字匾額等是新加内容。而“海表同文”乃是清皇分别賜予琉球國王的两幅字拼接而成。由此推斷，金學民《薊程散稿（考）》當是年以後的朝鮮文人遊戲之作。[]
案林基中、夫馬進之説是，此《薊程散考》首頁首行頂格大題“薊程散考”，隔行右下題“江陵金學民著”，則必近代以降人著書署名之習慣。其書中每日下所題寫事件，多從李海應書中摘出，且有引據不當，而時日相錯者，惟詩作不一而已。讀者諸君，若引用材料，以爲證佐，當引李氏書中所記，萬不可以此書爲據。
又如朴永元《燕行日録》三卷，夫馬進以爲“本書屬於一部記述單調的日記，幾乎感覺不到著者的真實心情”[]，其説是矣。書中所述沿途山川、城池、人物，無非鈔自《明一統志》、《清一統志》諸書，尤以洪敬謨《燕雲遊史》與李商鳳《北轅録》爲多，夫馬進以爲其對東嶽廟的記載“與李商鳳書中的長篇記述幾乎完全相同”[]。
又鄭德和《燕槎日録》三卷，鈔本，今藏日本天理圖書館今西文庫。夫馬進以爲，是稿鈔襲自佚名之《隨槎日録》。今考校两書，則自記瀋陽太學、行宫等始，凡記沿路諸景諸物文字，多同於《隨槎日録》，故夫馬進謂鄭德和燕行時爲户曹參判，年已六十六歲，且自作詩稱“白髮元非求富貴”，以如此高官高齡，“因何剽竊，實不能明也”[]。蓋返國後，鄭氏子嗣或閘弟子所爲，以爲誇談之資耳。
又據張伯偉教授考證，舊題徐有素所纂《燕行録》16卷，作者應爲同行伴倘李永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題名金魯敬《燕行雜録》，與此書内容一致，但其撰者題名亦同樣有誤。是書抄自中國著述如《大清會典》、《清文獻通考》、《宸垣識略》、《廣輿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以及朝鮮諸人所撰如南龍翼《聞見别録》、姜沆《看羊録》、申維翰《海槎東遊録》《海遊聞見雜録》等。“此書卷帙豐富，但除卷六至卷八爲日記，出於作者之手，卷一、卷二間有撰作外，其餘則抄襲他書而成。抄襲者是作者本人，還是另有其人，暫時無法確認。但全書形成目前的狀態，最早也要在李太王十三年（清光緒二年，）之後，晚於《日記》五十多年”[]。
《燕行録》16卷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即全書是在原來簡本日記的基礎上不斷增潤，歷時久長，導致作者有誤、成書時間有誤、書籍内容存在大量間接與直接的抄襲，愈增愈多，愈多愈失，如果以爲可靠史料而加以徴引，不可能得出信實的結論。
還有一種特别有意思的抄襲現象，就是燕行使本人在後次使行中，所作詩文大量抄録與改寫自己前次使行時所作的詩文，試舉一例以明之。
洪柱元（-），字建中，號無何堂，豐山人。洪履祥孫，李廷龜外孫。有文華，喜賓客，遍交一時名流。爲仁穆王后女貞明公主駙馬，封永安尉。仁祖荷眷尤厚，曾四度出使清朝。仁祖二十五年（順治四年）冬，以謝恩兼冬至正使率使團入清；孝宗即位年（順治六年 ），以告訃請謚請承襲行正使西行；四年，以謝恩行正使入燕；顯宗二年（順治十八年 ），又以陳尉兼進香使身份出使清廷。洪氏詩謂“十五年間四此行，菁華凋盡鬢霜明”者[]，即紀其實。
今觀洪氏詩作，其前後所作，語意重複，句多類似。若《臘月二十五日入玉河館》、《入北京》、《到北京》三詩，分别爲三次出使時作，皆爲五律，而幾爲一首詩，唯首句及末二句略有更動而已。其三詩分别曰：
長程六十日，今日入朝陽。已識非吾土，還如返故鄉。歸期亦可卜，客意一何忙。古館重門掩，寥寥對短牆”。[]
長程幾千里，今日入朝陽。亦識非吾地，還如返故鄉。歸期從可卜，客意一何忙。記得前宵夢，分明侍北堂。[]
離京五十日，今始入朝陽。亦識非吾土，還如返故鄉。歸期從可卜，客意一何忙。造次須忠信，艱辛屢備嘗。[]
宋時烈謂柱元詩“聲韻瀏湸，而絶無珂馬春陌之氣象，句語贍蔚，而時有郊寒島瘦底意思”[]。今觀其詩，前後鈔撮，鮮有新意。時烈之語，顯系諛佞之辭矣。
八、結語
如前所論，筆者對千余種“燕行録”的創作與編纂過程中，主要參考範本與史料來源，後期修訂、增潤、抄録與流布等，進行了詳細的縱向梳理；對“燕行録”各類體裁如表箋、咨文、狀啓、別單、聞見事件、手本、日記、筆談、詩歌等，就其編撰方式、創作目的與史實真僞等，進行了具體的横向分析。認爲“燕行録”由於編纂目的不同，在資料採擇與編纂方式上，也各自不同，有當時即成定稿者，有後世增刪而成者，愈往後來，增改的現象愈益嚴重，亦愈與事實不符。其中大量載録的两國公文，史料價值真僞參半，疑信難定；而日記與遊記、札記等，多存在炫奇好異，前後相襲的現象；而筆談文字，也有大量鬬酒流戀、賣弄較藝的虛聲文字；詩歌創作又存在詩意雷同、相襲鈔撮的嚴重現象。
因此，“燕行録”史料除了客觀記述中的訛錯與缺漏外，更有著嚴重的主觀造假與改篡史實，以及相襲鈔撮成書的現象。在利用“燕行録”史料時，應高度重視與考辨文獻資料的真偽性，尋源究委，弄清脈絡，縱橫交錯，比觀照應，既不能過度排斥，亦不可過於崇信，以為史實而篤信不疑。如果對海量的“燕行錄”資料不加甄別與辨析，這些近年來在“燕行録”研究熱潮中，被高度重視與頻繁稱引的“他山之石”，不僅起不到“攻玉”的效果，而且很可能會落入陷阱，深埋其中，變成“他山之坑”。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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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頤命：《燕行雜識》，林基中主編《燕行録全集》，首爾：東國大學出版社，年，∕。案此“∕”表示《燕行録全集》第34册第頁。爲省繁冗，本文凡引大型多册叢書注釋頁碼時，皆如此標示；又注釋中著述多爲高麗、朝鮮王朝時期作者所撰，爲省目煩，亦不再一一標明國籍。全文注釋引例皆同，下不再説明。
[2]李頤命：《燕行雜識》，《燕行録全集》，∕。
[3]俞拓基：《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4]金箕性：《燕行日記》卷2，林基中主編《燕行録續集》，首爾：尚書院，年，∕。
[5]金正中：《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6]權時亨：《石湍燕記》卷3，《燕行録全集》，∕。
[7]李恒億：《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8]李海澈：《慶尚道漆谷石田村李海澈燕行録》，《燕行録續集》，∕。
[9]朴齊仁：《燕行日記》卷2，《燕行録全集》，∕。
[10]崔德中：《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11]李德壽：《燕行録》，《燕行録續集》，∕。
[12]黄梓：《燕行别録》，《增補燕行録叢刊》網絡版，第82頁。
[13]蘇巡：《葆真堂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14]鄭士信：《梅窗先生朝天録》（《燕行録全集》，/。
[15]李時恒：《和隱集》卷3《詠懷二百七十字以記之》，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續》，首爾：景仁文化社-年，∕。
[16]南泰齊：《椒蔗録》南履奎序，《燕行録續集》，∕-
[17]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一，《燕行録全集》，∕。
[18]李器之：《一庵燕記》卷1，《燕行録續集》∕-。
[19]李商鳳：《北轅録》卷1，《燕行録續集》，∕。
[20]元在明：《芝汀燕記》（《增補燕行録叢刊》網絡版，第50頁。
[21]元在明：《芝汀燕記》（《增補燕行録叢刊》網絡版，第87頁。
[22]任百淵：《鏡浯游燕日録》卷2，《燕行録續集》，∕。
[23]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録全集》，∕。
[24]金景善：《燕轅直指》卷四《留館録中》，《燕行録全集》，∕-。
[25]李恒億：《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26]張錫駿：《朝天日記》，《燕行録續集》，∕。
[27]嚴璹：《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28]李澤：《燕行日記》，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校韓國文學研究所，年，∕。
[29]未詳：《燕行日録》利卷，《燕行録全集》，∕。
[30]李恒億：《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31]李器之：《一庵燕記》卷5《燕行日録序》，《燕行録續集》，∕-。
[32]李承休：《動安居士行録》卷4《賓王録序》，《韓國文集叢刊》，∕。
[33]洪奭周：《淵泉先生文集》卷20《北行録跋》，《韓國文集叢刊》，∕。
[34]承文院：《同文匯考原編》卷7《進賀一》順治元年《賀入燕京表》，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韓進印刷公社，年，∕。
[35]《同文匯考原編》卷7《進賀一》順治二年《賀建國號及尊謚表》，∕。
[36]李?：《松溪集》卷2《次方叔燕京感懷》，《韓國文集叢刊續》，∕。
[37]承文院：《通文館志》卷3《事大上·表箋狀奏咨》，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年，∕。
[38]鄭昆壽：《赴京日録》，《燕行録全集》，∕。
[39]鄭昆壽：《赴京日録》引李好閔詩，《燕行録全集》，∕。
[40]鄭昆壽：《柏谷先生集》卷2《又呈兵部尚書石星文》，《韓國文集叢刊》，∕-。
[41]鄭昆壽：《赴京日録》，《燕行録全集》，∕。
[42]趙翊：《朝天録》，《全集》，/-。
[43]柳思瑗：《控於録》《兵部覆本》，《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44]權悏：《石塘公燕行録》末附趙絅《神道碑銘》，《燕行録全集》，/。
[45]權悏：《石塘公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46]朴趾源：《燕巖集》卷13《熱河日記·行在雜録》，《韓國文集叢刊》，/。
[47]《同文匯考補編》卷4《使臣别單四·謝恩兼進賀行書狀官沈?聞見事件》，∕。
[48]《同文匯考補編》卷1《使臣别單一·謝恩兼冬至行書狀官李宇鼎聞見事件》，∕。
[49]《同文匯考補編》卷4《使臣别單四·冬至行正使尹淳副使趙翼命别單》，∕。
[50]李在洽：《赴燕日記》，《燕行録全集》，∕。
[51]趙泰采：《癸巳燕行録·廣祐寺二首》其二，《燕行録全集》，∕。
[52]韓弼教：《隨槎録》卷1《日月紀略》，《燕行録續集》，∕。
[53]韓泰東、韓祉：《两世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54]李鼎受：《游燕録》卷9《日記五?留館下》，《燕行録續集》，∕-。
[55]金直淵：《燕槎日録》卷下，《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56]朴趾源：《燕巖集》卷14《熱河日記·口外異聞》，《韓國文集叢刊》，-。
[57]沈敦永：《己酉燕行録》卷3，《燕行録續集》，∕。
[58]姜長焕：《北轅録》，《燕行録全集》，∕。
[59]崔哯：《朝天日録》卷1，《燕行録續集》，∕。
[60]閔鎮遠：《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61]嚴璹：《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62]嚴璹：《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63]嚴璹：《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64]李基憲：《燕行日記》上，《燕行録全集》，∕。
[65]徐慶淳：《夢經堂日史》卷5《玉河旋軫録》，《燕行録全集》，∕。
[66]李昭漢：《沈館録·七月十六日離沈宿沙河鋪曉發口占寄講院諸公》，《燕行録全集》，∕-。
[67]金鍾正：《雲溪漫稿》卷8《瀋陽日録》，《韓國文集叢刊續》，∕。
[68]金錫胄：《搗椒録》下，《燕行録全集》，∕。
[69]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70]孫萬雄：《燕行日録》，《燕行録全集》，∕。
[71]柳命天：《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
[72]黄晸：《癸卯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73]李正臣：《櫟翁遺稿》卷1《燕行録·返節日次正使韻》，∕。
[74]洪命夏：《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75]洪命夏：《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76]南龍翼：《壺谷集》卷12《燕行録·出鳳城柵門志喜》，《韓國文集叢刊》，∕。
[77]徐慶淳：《夢經堂日史編》卷5，丙辰正月二十一日戊寅條，《燕行録全集》，∕。
[78]金貞益：《辛丑北征日記》卷3《歸來補遺》，《燕行録續集》，∕-。
[79]未詳：《燕行日録》，《燕行録全集》，∕。
[80]李基憲：《燕行日記》下，《燕行録全集》，∕。
[81]金照：《觀海録》“玉河記夢”條，《燕行録全集》，∕。
[82]柳得恭：《冷齋集》卷3《柏梁體·别書院諸秀才》，《韓國文集叢刊》，∕-。
[83]李海應：《薊程詩稿?張士毅書堂》，《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84]韓弼教：《隨槎録》卷4《聞見雜識》，《燕行録續集》，∕。
[85]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3《記福建人黄森問答》，《韓國文集叢刊》，∕。
[86]俞彦述：《燕京雜識》，《燕行録全集》，∕－。
[87]李商鳳：《北轅録》卷5，《燕行録續集》，∕。
[88]尹汲：《燕行日記》卷1，《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89]姜浩溥：《桑蓬録》卷7，《燕行録續集》，∕。
[90]尹汲：《燕行日記》卷1，《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91]沈樂洙：《燕行日乘》，《燕行録全集》，∕。
[92]金景善：《燕轅直指》卷3《留館録上》，《燕行録全集》，∕。
[93]洪奭周：《淵泉先生文集》卷2《皇城記見》其四注文，《韓國文集叢刊》，∕。
[94]吴載紹：《燕行日記》，《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95]朴齊家：《貞蕤閣文集卷》1《謾筆》，《韓國文集叢刊》，∕。
[96]朴趾源：《熱河日記》卷21《審勢編》，《燕行録全集》，/-。
[97]金進洙：《碧蘆燕行詩》卷3，《燕行録續集》，∕-。
[98]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杭傳尺牘·乾淨同筆談》，《韓國文集叢刊》，8∕。
[99]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卷13《送趙雲石羲卿游燕序》，《韓國文集叢刊》，∕。
[]南一祐：《燕記?玉河隨筆》，《燕行録全集日本所藏編》，∕。
[]徐慶淳：《夢經堂日史》卷1《馬訾軔征紀》，《燕行録全集》，∕－。
[]任百淵：《鏡浯游燕日録》卷2，《燕行録續集》，∕。
[]韓弼教：《隨槎録》卷5《班荆叢話上》，《燕行録續集》，∕-。
[]金允植：《天津譚草》金周龍《天津奉使緣起》，《燕行録全集》，∕。
[]閔鼎重：《燕行録》，《燕行録全集》，∕－。
[]權喜學：《燕行日記》，《燕行録續集》，∕。
[]權喜學：《燕行日録》卷上，《燕行録續集》，∕。
[]高敬命：《霽峰集》卷4《道中望十三山》，《韓國文集叢刊》，∕。
[]關於燕行使所撰“十三山”相關詩，及任權、權橃兩家抄襲篡改之詳情，可參拙文《“燕行錄學”芻議》，載《東疆學刊》2年第3期。
[]劉順利：《中國與朝韓五千年交流年曆》，北京：學苑出版社，年，第頁。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第頁。
[]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録解題》，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42號，2年，第頁。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南國學術》年第1期，第83-86頁。
[]洪柱元：《無何堂遺稿》第七册《坡山館記懷》，《韓國文集叢刊續》，∕。
[]洪柱元：《無何堂遺稿》第七册《臘月二十五日入玉河館》，《韓國文集叢刊續》，∕。
[]洪柱元：《無何堂遺稿》第七册《入北京》，《韓國文集叢刊續》，∕。
[]洪柱元：《無何堂遺稿》第七册《到北京》，《韓國文集叢刊續》，∕。
[]洪柱元：《無何堂遺稿》宋時烈《無何堂文集序》，《韓國文集叢刊續》，∕。
該文原刊《歷史文獻研究》第43輯（廣陵書社，2年），此據作者原稿。感謝漆永祥先生授權發佈！
編輯：虛文
排版：大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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