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我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清朝是我国封建瓷业繁荣昌盛时期，其发展过程无疑渗透了皇权政策的作用。
所谓政策制度，是约束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使其符合要求的特定规章。其目的是为了社会和群体组织正常运转。所以，优秀制度必定带动行业技术的发展；而拙劣的制度，也必定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清初，由于皇权对瓷业的重视，“督陶官”制度应运而生，将清代御窑推向了艺术和技术的顶峰，从而带动了整个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官搭民烧”制度则促使官窑民窑互相交融，为景德镇瓷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朝四位“督陶官”然而到了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太平天国运动，使朝廷对瓷业“无暇管理”，景德镇处于萧条衰落、艰难困顿的境地，由繁荣的高峰迅速滑向衰败的低谷。
一、“官搭民烧”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官搭民烧”制度源于宋元时期皇权对民窑的政策，即所谓“有命则贡，无命则止”。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家御器厂监管不专，玩忽职守，造成厂内管理混乱，生产运行不畅，无法完成宫廷委派的制瓷任务，所以被迫将一部分负担加派给民窑，形成所谓的“官搭民烧”制度，其实质则是皇权剥削民间的手段。
清初，“官搭民烧”较明朝更为深入，由“官搭民烧”向“尽搭民烧”转变。《景德镇陶录》记载：
柴窑多烧细器，槎窑多烧粗器，前代厂制，一窑兼用柴槎四六配烧，今悉搭民窑。
然今则厂器悉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也。
另据唐英《陶成记事碑》载，其主持的御器厂只负责制坯、成型和器表装饰，烧制则完全由民窑承担。
清朝景德镇瓷业生产场景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清代御窑厂规模比明代小很多，生产设备也不尽相同。二是由于康熙后期，编役、匠籍、派役等制度已尽废除，加之工料费动用正项或税银，直接减轻了景德镇瓷工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率。清代御窑厂也因此由原来的陶瓷生产基地，逐渐转变成陶瓷设计开发的研究基地。可见，清代“官搭民烧”制度较明代更加优越，官窑民窑之间的融合也更加深入。
二、“官搭民烧”制度对瓷业的促进作用
1、丰富了民间市场
在“官搭民烧”制度中，朝廷规定一旦出现残次，必须由民窑赔付，却没有规定残次品的处理方法。于是很多官窑残次品流入民间交易，客观上丰富了民间市场的商品品类，提高了商品层次。
2、对民窑技术的促进
由于残次品必须由民窑赔付，这种压力迫使民窑匠人竭尽所能改进烧造技术，努力提高产品合格率。在这种外力的催促下，民窑产品质量逐渐可与官窑媲美，客观上促进了民窑技术水平的提高。
此外，“官搭民烧”制度打破了官窑和民窑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天然关系，大量优秀瓷工进入民间，技术得以流动，使景德镇整体瓷业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3、对官窑技术的促进
随着清初“官搭民烧”制度向“尽搭民烧”的转变，御窑呈现出“去生产化”的趋势。当时御窑厂定员仅有二、三十人，但均才华横溢，且有足够的精力从事陶瓷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御窑厂已经具备了现代研究所的性质。
因此，清代御窑在瓷器研发方面，尤其是“仿古瓷”一项，是其他时代无可比拟的。《景德镇陶录》记载：
此镇窑之最精者，统曰官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择质料，精美细润……今之官古，有混水青者，有淡描青者，有兼仿古名窑釉者......
4、“官样”共享
“官样”是官府为瓷器生产制定的标准样式，供生产官窑器的窑工照样生产，严禁民窑仿造。但“官搭民烧”政策的实行，使“官样”不可避免的流入民窑匠人们手中。
清朝“官样”均由宫廷一流画师精心设计，装饰华丽、风格多变，成为民窑竞相效仿的对象。尤其在雍乾时期，民窑仿烧了大量宫廷用瓷，其造型和装饰都达到了官窑水准，且青花、粉彩、颜色釉均有，品种丰富，将景德镇民窑产品推向技术的顶峰。
清朝雍正时期“官样”瓷器5、促进了瓷业内的分工合作
由于“官搭民烧”制度将设计以外的其他制瓷工序均交由民窑完成，使得民窑业分工更为细化，合作也更加紧密。《景德镇陶录》记载：
陶有窑、窑有户，工有作，作有家，陶有所资各行
在景德镇瓷业鼎盛时期，镇上大小行业多种，瓷业分工近50行，其中主要的“八大行”为烧窑业、做坯业、画桌业、匣砖业、包装搬运业、瓷器下脚修补业、工具制造业和服务业。业内也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乡族为核心的行帮，成为景德镇城市经济一大特点。其中都昌帮、徽帮、杂帮是行帮中势力最大的，他们各执一业，各据一帮，不但操控着瓷业命脉，也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由于细致的行业分工，使瓷工们长期从事单一工种，技术水平由熟而精，由精而巧，使景德镇瓷业的效率、质量和产量均达到古代同业的极限，成为人类手工业文明的辉煌代表。
一、“督陶官”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我国陶官制度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黄帝时期。《吕氏春秋》记载：
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陶瓷生产的工匠。晋朝，朝廷设立了管理陶瓷生产的官方机构一一甄官署。《新唐书》记载：
甄官署，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
元朝时期，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元史》记载：
至元十五年，置约浮梁瓷局（秩正八品），掌烧造瓷器……大使一员（从八品），副使一员（正九品）
到了明朝，随着御器厂的设立，开始有了明确的“督陶官”一职，或中央派员，或地方官吏主管，或宦官督陶。这些官吏品阶不低，宦官更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对御窑生产进行直接干预和全面管理。
明朝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清朝，督陶官不再由宦官担任，杜绝了潘相那类贪暴太监所激起的民变。更重要的是，清代制度改变了明代派征夫役的封建剥削形式，采取雇佣劳动力的方式。一方面对民间瓷业更加友好，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生产效率。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元年的《陶成纪事碑》中，记载了自雍正六年后景德镇御厂烧造情况：
当时每年秋、冬两季向北京上交盘、钟、碟等上色圆器，共一万六、七件；瓶、尊等上色琢器，共两千余件。
这些产品约由三百人完成，每年总支出八千两银子。
二、“督陶官”制度下的瓷业成就
督陶官制度施行的数十年，即为“康乾盛世”之时。这时的清代御窑厂精品迭出、成绩斐然，所造器物无论产量和质量都达到清代高峰。这与督陶官制度的全面实行，以及督陶官的个人建树密不可分。
1、“臧窑”
康熙年间的“臧窑”既臧应选督造的官窑，《江西通志》记载：
十九年九月，奉旨烧造御器，令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于二十年二月驻厂督造。
《景德镇陶录》评价“臧窑”成就时说道：
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迨后有唐窑，犹仿其釉色。
2、“郎窑”
康熙44年至55年，江西巡抚郎廷极主持御窑烧造，史称“郎窑”。“郎窑”的主要成就在于“摹古”，其产品在康熙一朝风头无二。《在园杂志》记载：
（郎窑）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黝水颜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
清朝郎窑红水盂3、“年窑”
雍正四年，年希尧以管理淮安关税务之职，兼管景德镇御窑厂窑务，史称“年窑”。《景德镇陶录》评价道：
年窑，厂器也，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园类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
年窑能有如此成就，与时任御窑厂协理官的唐英密不可分。唐英在他的《陶人心语》一书中说：
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见……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
4、“唐窑”
乾隆二年，唐英升任督陶官，至乾隆十九年告老还乡，历时17年，史称“唐窑”。期间，御窑厂创新了20多种瓷器品类，如新紫、西洋黄、西洋红、西洋绿、抹金、抹银、彩水墨等等。此外，唐英编写的《陶成纪事碑》和《陶冶图说》，更是成为我国制瓷工艺史上的重要资料。
康雍乾三朝，因诸位督陶官的出色表现，使景德镇瓷业达到历史最高峰，不仅恢复了明代所有工艺品种，还创新了粉彩、珐琅彩等传世名品。乾隆晚期，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瓷器在装饰上也呈现出了病态的繁缛倾向。
三、“督陶官”制度对瓷业的促进作用
清朝“督陶官”制度吸取了明朝贪婪榨取无度的教训，在陶政管理上釆取了一系列修生养息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工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取消了编役和匠籍制度，改为计件付费，减轻了工匠负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御窑烧造费用支出更加灵活。如臧窑用的是江西藩库的正项钱粮，由工部奏销；年窑用的是淮关税收；唐窑用的是九江关税。这些钱粮的征收和使用都由督陶官自行分配，从而可以灵活合理的进行摊销。
一、晚清时期景德镇瓷业的社会背景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沦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侵略步伐，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资本的投放市场。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清廷的残酷压迫和昏庸误国，加剧了社会的矛盾，最终在咸丰一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江西成为重灾区。景德镇瓷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国内农民起义的战乱中陷入困境。
太平天国运动二、朝廷对瓷业“无暇管理”的形成原因
通常意义上，“无暇管理”代表着晚清朝廷昏庸无能，以及疲于应付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太平天国的战乱，对瓷业生产无暇顾及，但这种状况其实仅限于官窑生产。晚明嘉万时期，朝廷也是内忧外患，官窑几近废弛，但景德镇民窑业却因此摆脱了朝廷束缚，呈现出一片繁茂景象。所以，晚清景德镇官民瓷业的全面衰落，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方列强对清廷管理体制的全面瓦解，而瓦解的主要手段，是对税收政策的干预和外资工厂的开设。
咸丰八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凡进口的洋货，除了在海关纳百抽五的进口税外，另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就可以代替沿途关卡应征的各种捐税厘金。“子口税”的实行，意味着洋货可以在中国领土上以极低的税率畅通无阻。西方列强还强迫清政府同意中国商人可以自由贩卖洋货，并享受子口税保护。至此，清廷海关彻底失去了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但由于我们在瓷业原料上的优势和劳动力的低廉，洋瓷倾销并不顺利，景德镇瓷业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获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特权，瓷业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荡然无存。列强工厂生产的机制瓷价格低、产量高、又享受税率上的优惠，使景德镇瓷业彻底沦陷。
清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广州开办的工厂更严重的是，为了与洋工厂的机制瓷竞争，景德镇瓷业走上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路，更加剧了民族瓷业的没落。洋瓷在中国大地上恣意倾销，无人能止。《景德镇陶业纪事》记载：
近年风气渐开，奢侈日甚，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沪汉以及各繁盛商埠，无不为东洋瓷之尾闾……以致穷乡僻壤贩卖小商无不陈列灿烂之船来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品。
造成“无暇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府沦为西方列强的买办机构。其时，从清廷到地方割据势力，无不恬不知耻的极力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为此，他们给予洋货和外资工厂的产品以种种特权，任其泛滥全国，排挤国货；同时又肢解国内市场，国产商品逢关纳税，过卡抽厘。所以，与其说“无暇管理”，不如说是“有意为之的混乱管理”，在这样的环境下，瓷业免不了遭受厄运。
另外，太平天国占据江西后，清廷对景德镇瓷业的控制彻底瘫痪。瓷器外运要先在景德镇缴纳统税，运出江西时再缴出口税，运至销售地，还要缴纳当地税捐。瓷业遭受层层盘剥，苦不堪言。
三、晚清瓷业衰败对景德镇商业的影响
瓷业衰败，意味着利润大幅降低。窑主因此加大对瓷工的剥削，劳资矛盾逐渐尖锐。从嘉庆到民国的百余年间，景德镇瓷工举行过多次罢工、罢市，生产积极性大为挫伤。劳资矛盾的加深，也使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雪上加霜。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瓷业衰败对景德镇商业的影响。
晚清时期，景德镇商业被徽帮控制。据文献记载，当时景德镇十里长街，店铺鳞次栉比，多达余家，其中70%为徽州人经营。徽帮首脑成立新安书院（又名徽州会馆），大面积购置商业房产，出租给本帮人开设店铺。商业地产的购置，与本地商业环境息息相关，商业繁荣，则需求大，购置多；商业萧条，则需求小，购置少。根据《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记载，嘉庆至民国时期，新安书院购置房产数如下：
嘉庆时期，购置房产23份道光时期，购置房产76份咸丰时期，购置房产3份同治时期，购置房产9份光绪时期，购置房产41份宣统时期，购置房产5份民国时期，购置房产18份
新安书院二道门建筑遗构可以看出，道光年间，新安书院的房产购置达到最高峰，紧接着咸丰年间却急转直下，成为整个晚清时期的最低谷。而这段时间同时也是景德镇瓷业变化最为剧烈的阶段。
道光帝登基伊始，大力提倡节俭，对某些奢侈品进行了限制，但景德镇瓷器不在此列，仍有大量烧造。到了咸丰一期，景德镇全面陷入战乱状态：咸丰初年，太平军开始在长江下游一带频繁活动；咸丰五年，石达开在江西与清兵作战，景德镇御窑厂被毁；咸丰九年,杨浦清率兵与湘军在景德镇作战；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再次攻克景德镇。这一时期连绵不断的战火，使景德镇瓷业几乎完全瘫痪。
咸丰以后，景德镇瓷业逐渐复苏。同治五年，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原址重建七十二间堂舍作坊，恢复了御窑厂烧造。但因“从前名匠类皆多流亡，现在工匠俱后学新手，选作法度诸多失质”，瓷业恢复十分缓慢。
光绪时期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国力稍复，瓷业状况有所改善。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年，景德镇御窑厂为宫廷烧造了大量青花、粉彩和各色釉龙缸。光绪十年、二十年和三十年，又分别为慈禧太后寿辰烧制了大量贺瓷，耗银近十七万两。
光绪“大雅斋”款慈禧御用瓷可见，作为“因瓷而兴”的手工业城市，瓷业兴，则百业兴，景德镇商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都与瓷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瓷器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其产生和发展丰富了人类文化内涵，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清朝是瓷业在封建社会的高峰期，其皇权治下的各项瓷业政策，无疑对陶瓷技术、陶瓷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历朝历代，各种陶瓷技术研究汗牛充栋，但分析朝廷政策对技术的影响却凤毛麟角。所谓技术，是“人类力求控制无机和有机环境的手段”，清初的“督陶官”政策，促进了以皇权政府为主导的陶瓷技术研发；而“官搭民烧”政策的出台，又实现了高端技术的全行业普及。可见优秀政策制度对陶瓷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到了清朝晚期，帝国的动荡使皇权对瓷业处于“无暇管理”的状态，陶瓷技术大幅回落，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充斥市场，瓷业陷入没落，并连带整个景德镇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可见拙劣的管理政策制度，无疑是对陶瓷技术发展的极大掣肘。
从更深层次来说，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特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封建帝王喜爱，则对陶瓷技术的研发不计成本，极尽工巧之能事，甚至呈现出病态的繁缛；如封建帝王“无暇管理”，陶瓷技术则会断崖式下滑，甚至出现帮助外国资本打压本国瓷业的荒唐情况。
中国民族瓷业，历经窑火千年生生不熄，在封建社会时期积淀了灿烂厚重的文化传统。有清一代，民族瓷业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封建皇权的脚步，遗憾的错过了世界产业技术革新的浪潮，最终在晚清民国时期，沦落至黑暗的最低谷。不得不说，封建皇权成就了中国辉煌灿烂的陶瓷文化，但也险些熄灭了千年窑火传承。直到新中国成立，景德镇瓷业才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政府领导下，浴火重生，再次迈向辉煌。
《景德镇陶录》
《陶成记事碑》
《在园杂志》
《陶人心语》
《景德镇陶业纪事》
《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
《督陶官制度与清代陶瓷业发展》
《明清“四大名镇”景德镇近代衰落原因小考》
《“官搭民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