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人文讲坛”的演讲稿
一、东晋南北朝
东晋元帝（公元～年）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称“贡茶千斤，茗三百斤。”（宋·寇宗奭《本草衍义》）“西阳、武昌、庐江、晋陵皆出好茗。”（《桐君录》）宣城郡产贡茶，庐江郡出好茶。东晋南北朝时期，宣城郡辖今宣州市、池州市、芜湖市等，庐江郡辖今安庆市大部、六安市和合肥市部分，皖南、皖西两大茶区雏形已成，奠定了后世安徽茶区的格局。
二、唐代
“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唐代，歙州所产方茶品质优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尤其喜欢。每到新茶季节，在前往歙州的数千里道路上，买茶的大小茶商络绎不绝。
唐咸通三年（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载当时祁门茶叶生产的盛况：“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境内遍山植茶，以茶为业者达十之七八，衣食、赋役全仰仗茶叶。由于祁门茶叶“逾于诸方”，所以每年新茶上市前一两月，全国各地商人携款来祁门，“摩肩接迹而至”。
在唐代，歙州是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茶叶产量大、品质优。歙州茶不仅销往国内广大地区，而且远销国外，形成了“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敦煌变文集·茶酒论》）的空前盛况。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舒州潜山天柱茶甘香芳美，颇受时人看重，也引来诗人的赞美：“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唐·秦韬玉《采茶歌》）“偷嫌曼倩桃无味，捣觉嫦娥药不香。”（唐·薛能《谢刘相寄天柱茶》）
“宣州鸭山茶，亦天柱之亚也。”（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宣州鸭山（鸦山、丫山）茶与舒州天柱茶并列，唐时名重一时，远传京洛。
早在中唐，安徽茶不仅风行大江南北，而且流于塞外。建中二年（年），常鲁出使吐蕃，吐蕃王赞普取来茶叶若干，“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代流入藏区的就有安徽寿州之霍山黄芽和舒州之潜山天柱茶。
“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唐·顾况《茶赋》）“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唐·皮日休《茶鼎》）舒城所产煮水风炉美观耐用，与越窑茶碗并称当世第一。
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记载，茶圣陆羽评“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即天下第十泉。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
唐代，安徽不仅有名茶——歙州方茶、舒州天柱茶、寿州黄芽、宣州鸦山茶，更有名器——舒州风炉，名泉——庐州龙池岭水，因而造就了辉煌的安徽茶文化，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茶艺表演大师——常伯熊。
三、宋代
“鸦山著于吴歙。”（北宋·叶清臣《述煮茶小品》）“横纹出自阳坡。”（北宋·吴淑《茶赋》）“重以初枪旗，采之穿烟霞。江南虽盛产，处处无此茶。纤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北宋·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宣州鸦山茶在北宋依然流行。
由北宋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知，广德先春茶与舒州茶在北宋曾作为贡茶。
南宋周必大游九华，“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九华山录》）周必大认为池州九华茶可与北苑贡茶媲美。
“浮槎山在庐州慎县，其上有泉，其味与无锡惠山水不相上下。……余甚爱山泉，而浮槎水特佳。”（北宋·欧阳修《浮槎寺八纪诗》跋）欧阳修认为庐州浮槎山泉与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水不相上下，又作《浮槎山水记》，推崇有加：“浮槎与龙池山皆在庐州界中，较其水味，不及浮槎远甚。”欧阳修认为浮槎山泉远胜龙池山岭水。
宋代，安徽茶叶作贡，庐州慎县浮槎山泉水饮誉茶界。
丁以寿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华茶道》《中华茶艺》《中国茶文化概论》等大学教材，独著、合著和参编《中国茶文化》《中华茶史》《茶文化学》《茶席·茶会》《世界茶文化大全》等大学教材和著作十多部。
作者：丁以寿
编辑：朱砚文
审校：丁以寿/高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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